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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与相应对策中美比较 　　摘要：文章对两国在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方面的基本情况、相关因素和应对策略进行较为详细的横向比较。分析比较结果并发现其中的一些低成本、易操作、见效快、可持续做法及其相应特点，可作为中国向美国学习和借鉴相关领域中一些有益经验的切入点。 　　关键词：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相应对策；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69-02 　　中国和美国分别拥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庞大的高教集群，开展中美之间在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现象与相应对策方面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推动两大高教集群的健康发展。 　　一、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基本情况的中美比较 　　表1中给出了中美在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方面的基本情况对比，其中各个项目的双方对比数据差别不大。但是，中国高校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生率和相应的自杀现象有明显增加趋势[6]；美国大学生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比率，在过去6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4]。这说明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的比率在中美两国都呈现增量上升态势。 　　二、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相关因素的中美比较 　　表2所示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相关因素的中美对比较中，存在明显差别的方面有： 　　1.在人格、个人特性与能力认知因素等方面。美国文献以较为平和的分析视角和客观中性的“困惑”描述，能明显拉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距离；中国文献的“不良”说法，折射出旁观者或研究者居高临下的观察角度和对病患者的歧视态度，容易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引发对立。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应该突出人文关怀，才有利于观察与研究的良性发展。 　　2.专业满意程度和学习压力等方面。美国文献的关注重点之一是大学生在各种压力下可能导致抑郁的情况及入学前就已存在的心理问题，基本不注意专业满意程度与抑郁症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 　　中国文献的关注重点反映出中国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快在学生专业选择和学习效果评价体系方面的改革，以改善专业满意程度和学习成绩与抑郁评分的相关性。 　　3.吸烟、饮酒、药物滥用等负性生活事件等方面。美国文献尤其关注那些尝试使用不正常的物质方式应对抑郁症的所谓“自我药疗”行为；中国文献较为关注那些负性生活事件与某种人格倾向相互迭加、相互影响而破坏人体环境稳定而引发抑郁症甚至触发自杀的情况。 　　4.其他方面：中美两国文献中对于表2中4、5、6项的关注基本相同。 　　三、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应对策略的中美比较 　　一些美国高校将应对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的防线前推，在入学环节就采取措施[7]：有的高校希望招收有“情感弹性（emotionally resilient）”者，优先考虑“自我驱动型（self-driven）”学生；有的高校给被录取学生的家庭发出函件，征询学生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及相关用药或治疗等特殊信息。很多美国高校纷纷改善和加强应对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的举措[3][7]： 　　1.实施心理健康状况普查，支持相关学生在健康状况允许时坚持学习及亲戚朋友对其定期探视，校内心理疾病治疗师对其跟踪约谈；对特殊学生（如双相情感障碍），鼓励其家长利用网络在线支持小组提供的资源，以获得各方面如何应对类似情况的意见；鼓励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也经常来参加大学的活动。 　　2.校方通过各种校园俱乐部、校内的半工半读活动和校园压力释放区、组织受过特别训练的学生随时准备听取有问题同学的倾诉等途径为学生释放压力创造条件。 　　3.开通24小时“健康”热线，心理辅导顾问或校警前往学生的住所给以面对面的帮助；校内任何人发现学生需要救助时，都可以启动救助系统；制度化引导心理辅导师深入学生宿舍以增加其知名度和与学生会谈的方便度。 　　4.通过各种协会、联盟的宣传和教育，为那些欲了解抑郁症或正在应对抑郁症的高校学生提供方便；由网络在线支持小组提供初步整合后的校内外相关资源。 　　美国高校学生对校园抑郁症高发率现象的反应较为复杂：哈佛大学学生报纸报道[7]“‘绝大多数’哈佛本科生经历心理健康问题”，表明他们希望社会和学校能够对相关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大学生渴望自身有能力解决问题及认为“抑郁症是如此羞辱，人们惭愧于患过抑郁症”的心理，是部分人为自己的抑郁症保守秘密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学生抑郁症患者开始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7]。美国高校学生家长对校园抑郁症高发率现象的反应，表现为权益意识的双面心态[7]：一面是许多家庭在获得录取通知书之前避免披露孩子有关情绪问题的历史；另一面是父母们要求获悉“当我的孩子由于心理问题陷入困境时校方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美国社会对高校学生抑郁症高发率上升趋势的相关统计数字存在争论，也对于“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我们正在制造病人”的社会环境表示忧虑[7]。中国的高校、学生、家庭与社会等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