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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探究 　　摘要：高等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制度和手段，历来是国家和政府着力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持续发展着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却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诸如毕业生就业难等。这些存在着的问题，不仅引来了国人的强烈关注，也同时引来了许多学者和教育人士为之开方寻解，结果却差强人意。从社会秩序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的分析，尝试性地从根本上解释某些高等教育问题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高等教育；秩序；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99-04 　　一、社会秩序：解读高等教育问题的另一视角 　　2000年武小峰以大石桥市理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此事一经传出，便立即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新闻，然而4年之后，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在家串起糖葫芦时，当年的高考状元再一次成为了新闻人物，而这一次所波及的范围却由起初的当地扩大到了全国，人们不禁为“天之骄子”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 [1 ]。近日媒体上又有一则新闻吸引了公众的视线，主人公为一位大学生的母亲，网络报道称一位母亲拾荒9年供养其孩子冯英龙完成大学学业，这位伟大的母亲也被网友们推荐为“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候选人，笔者在感动并感慨母爱伟大的同时，也再次感受到了国民深刻的“大学情节” [2 ]。 　　当我们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两件因高等教育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事例时，可以看出，前者反映了社会群体这一不特定多数人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难以与串糖葫芦的小商贩并论；而后者则反映了一位母亲，或者说是社会个体成员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高等教育是一位母亲能带给子女的最大财富，是值得为之付出自己毕生辛苦的理想。尽管两者因分属于不同社会单元而存在层次差异，但就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经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覆盖了社会不同单元层次的相同社会经验，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的，是一种“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社会事实” [3 ]，正是这样一种外在制约力量的存在，社会才得以在千差万别的社会行为基础上维持秩序。 　　二、秩序与行为：永恒的话题 　　上述两个真实事例所反映出的行为与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领域先后出现了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形成了系统且较为有效的理论解释内容，这也为本文试图探讨的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1. 制约论：铁一般的社会事实 　　在制约论代表人物迪尔凯姆的理论中，社会秩序被表述成社会团结，“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 [4 ]，社会团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 [4 ]，天然地具有迪尔凯姆所概括的社会事实的全部特征，即客观性、约束力和普遍性 [5 ]。迪尔凯姆沿着这样的理论思路，构建了他的“秩序与行为”理论，在其中，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一种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4 ]。 　　迪尔凯姆的理论常因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而遭到指责，社会事实被认为“是因这一事实试图满足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引起的” [6 ]，同时，迪尔凯姆将社会秩序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加以追求，进而在其理论中搁置了社会秩序的初始形成问题。 　　2. 建构论：人本主义的彰显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突破了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研究范式，从解释社会行动出发，揭示了社会行动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因其理论对于社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韦伯的理论常被视为建构论的代表。 　　韦伯认为：“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为平均或近似地以可以表述的‘准则’为指南，我们便想把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为‘秩序’；无论这些准则被当作有约束力的、楷模的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它们对行为者是有效的，并且至少（即在有实践意义的程度上）也因此而被当成行为的取向，我们便说与此联系的秩序是‘有效的’。” [7 ]在这里，韦伯将社会秩序概括为基于一定准则基础之上的个体行动的结果，其中的准则表现为一种个体行动的动机，或者说是行动的目的性。以这种行动目的性为基础，韦伯将社会行为区别为4种不同的类型：（1）目的合理的行动（也称工具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2）价值合理的行动（也称价值理性行动）。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并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