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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政治”视角下农民政治认同现代性转换 　　摘 要：“创造性政治”以建设性话语、后革命思维以及农民主体性地位为分析视角，对于考察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外经典政治认同研究模式均遵循“生存性政治认同”这一思路，对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历史大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其理论的限度展露无遗，难以对伟大的社会变革和中国经验进行充分解释。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解释框架。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农民政治认同的现代性转换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认同；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9-0089-04 　　徐勇教授在《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一文中提出了“创造性政治”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其对既有研究中农民政治行为的中国经验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范式。[1]这一新理论分析范式以“建设、执政、治理性的思维和话语”以及确立起农民为主体地位的分析性视角，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极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进路。因而，本文试图运用这一分析视角，对现有农民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并结合现代性政治理论，来说明在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农民政治认同已经发生悄然变化的现实情形下，有必要实现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现代性转换，以对演进中的农民政治认同提供新的理论阐释。 　　一、农民政治认同的经典模式及其限度 　　由于农民在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在政治稳定上扮演着关键性“钟摆”角色，即“农村的角色是可变的：它或是充当稳定的源泉，或是充当革命的源泉”，[2]因而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始终吸引着无数政治学者的目光，也牵扯着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所谓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指人们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3] 　　在国外的政治认同研究成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斯科特所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一书。该书的主旨是：“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4]1同时，他还指出：“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4]1因而，在该书中斯科特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即农民的政治认同基于生存伦理——“生存伦理为典型的农民看待同村人、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对自己资源的不可避免的盘剥提供了基本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农民评价这些索要的标准，主要的不是根据它们的绝对水平，而是看它们使自己维持在生存危机水准之上的问题是更加难办来了还是容易解决了”。 [4]36 　　国内的农民政治认同研究，以彭正德、孔德永、陈朋、张华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彭正德是目前国内研究农民政治认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有较多相关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而且其博士论文《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是专门研究该领域的力作。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和变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在政治态度方面的外化。” [5]孔德永则认为：“生存伦理是农民对社会主义认同的逻辑起点。”陈朋从横向角度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类型学方法考察了后农业税时代四种不同政治认同类型的状况，而张华则从纵向角度考察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历程。 　　因此，总的来看，“生存伦理”、“生存理性”、“生存政治”、“民生政治”构成了研究农民政治认同的经典模式——生存性政治认同。毫无疑问，这一解释框架对于把握底层社会中农民的抗争性政治，特别是解释传统社会农民反叛或农民革命问题，以及厘清农民迫切性需求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也有其理论的限度，或者说也有其理论边界的存在，仍需谨慎性使用。因为这一理论模式在解释农民政治认同时，其内在地需要以三个事实前提或理论预设为基础。这分别是： 　　其一，以传统社会农民为考察对象。在斯科特的论著中，作者所分析的农民是与地主、官僚这些传统压迫势力相携出场的，这样的农民是以自给自足、封闭、保守且备受压榨为特征的。斯科特指出：“在贯穿这一时期的农民抗议的所有主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生存准则的道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两大主题是：第一，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标准时，他们对农民收入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第二，分配土地产品的方式，应当确保一切人都处于适当的生存地位。” [4]13由此可以看出，在斯科特笔下的农民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殖民地时期以及第三世界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