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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 　　摘要： 中国农村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表现为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特征。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是造成农村地区能效差异的主要原因；利用β收敛模型发现近30年中国农村TFEE能源效率波动性大，且收敛性不明显；在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中，诸因素对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甚至出现背离。 　　关键词：农村全要素能源效率；Malmquist指数；β收敛；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38-08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GDP从1980年的1 667.0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32 595.4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191.3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0.6元，分别增长了78.5倍和23.9倍。但同时，中国农村也面临着严峻的能源浪费、能源效率低下、消费混乱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从目前的政策导向看，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能源问题的解决上，对农村能源问题关注较少。因此合理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对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推动新农村建设等都有重要价值。 　　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刘达锋指出，农村能源问题是其经济发展现状的反映，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走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1]。赵秉栋指出努力发展薪炭林，积极发展沼气，不断提高农村能源消费的综合利用效率，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2]。朱四海认为农村能源问题的实质是能源公平利用的问题，在新时期农村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应当保障农村居民的交易权利，通过能源的商品化开发，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3]。师华定等认为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缓解能源供求紧张，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4]。王长波等基于节能减排的视角，对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得出全国碳排放总量中的40%～60%来自农村地区，要顺利完成2020年的节能减排任务，就必须对农村能源消费进行政策指引与规划[5]。张力小等研究了中国各区域农村能源消费的情况，得出地区间农村人均能源消费差异较大，呈现出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特点[6]。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大多关注于农村整体的能源消费状况，分区域进行研究的较少，而有关农村能源效率的测算研究就更为少见。本文利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指数，对中国省域1980～2008年农村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及分解，希冀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能源政策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对于全要素的测算，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测量。它的优点在于对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要求，可以避免函数式设定不准所产生的偏误。其次，Malmquist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有利于研究全要素效率的变动源泉。本文将中国每个省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通过构造农村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最佳前沿面，并将各省域农村TFEE能源效率与其比较，找出各省域农村TFEE能源效率的差异。 　　式（6）中，右边第一项表示规模效率的变化，第二项表示在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VRS）纯技术效率的变化，第三项表示技术进步。该式表明，M指数可以表示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积，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从而通过M指数的分解，可以测量不同时期的全要素效率系数并观测其随时间的变动情况。上述三系数都以1为临界值，大于1意味着各系数向好的方向变化，反之则反是，等于1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效率没有发生变化。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29个省域（西藏数据缺失较多，将其剔除，重庆所得数据时间较短，将其并入四川省）农村的投入与产出要素，测算八大经济区域本文的八大区域是指：南部沿海（粤、闽、琼）、东部沿海（沪、苏、浙）、北部沿海（京、津、冀、鲁）、东北（辽、吉、黑）、长江中游（皖、赣、鄂、湘）、黄河中游（晋、内蒙古、豫、陕）、西南（桂、渝、川、云、黔）、西北（藏、甘、青、宁、新）。的TFEE系数，并对其进行分解，以观测各指数的变动情况。本文所选变量如下： 　　1.农村GDP。由于缺少该指标的统计数据，本文利用熊启泉的研究方法，先测算出各省域农村GDP，然后加总得到各区域农村GDP[9]。 　　文中数据如不作特别说明，均为年度数据，时间为1980～2008年。各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