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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儒家传统 　　当我们梳理传统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做一种关涉价值的工作或道德评价工作，但是如果只有这些，那种东西必然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方面当然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像秋风这样把儒家传统“去妖魔化”。其实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儒学基本上已经去妖魔化，可能还不够，这方面工作可以做。另一方面，我不赞成一种狭隘的历史主义，好像我们的文明必须是一种什么形态；我们过去是什么样，今后还应该是什么样，至少应该保持一点过去的什么东西，否则我们就很“不中国”了。好像就因为它是中国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必然是好的。这种保守心态也需要防范。 　　当然，如果我们传统当中有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刻意放弃或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如果这个东西真正是好东西，它必然是有生命力的。不过即使这样，也不需要我们刻意地拔高，去炫耀，因为是金子就会闪光，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明原原本本呈现世人面前就可以。如果你对他进行一种粉饰或夸大，尤其做的一些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反而会让别人看低我们的传统，甚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里失去信誉。 　　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一点自己的精粹，这个自信是要有的。鸦片战争以后，西化非常厉害，同时也就产生一个“救亡”的问题。这个“亡”后来不再是亡国，而且是文明兴亡的问题。其实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能拿出来的也就是传统这套东西，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墨家。国外对中国有点兴趣的除了文学之外，显然不是中国的法治或政治制度，而是古典哲学，至多是宋明理学一点东西。两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文明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今天还能否从古典这套东西开拓出点新的东西出来，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传统是需要重构的，而且是需要大力气的重构。我们的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是比较不成系统的，像西方苏格拉底对话只有五篇，但是总的来说它的主题性比较明确。我们在学说的逻辑层次递进上，一开始就落后于西方。也许不是孔子不如苏格拉底，而是因为孔子没有像柏拉图这样的学生去梳理老师的学说，弟子们七嘴八舌出来了一本《论语》。当然，这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一些机会，让我们对重构真正的儒家文明有用武之地。 　　任何一种伦理和道德学说都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所谓的“体”。在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之上，可以发展出来很多所谓的“用”。顾名思义，发展“用”就是为了便于我们去用这个“体”，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每个社会行为或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回到第一伦理原则。所以每个社会在特定时刻都会发展出来一套“用”的具体规则，直接指导社会行动。这就是“仁”和“礼”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这套“用”发展起来之后，“体”和“用”之间要不断沟通，要反思特定的“用”能不能适当反映这个“体”。这就是普通法国家的判例体系，一般是要遵循先例的，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回到第一原则，重新审视先例的合理性并制造新的先例。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礼”陷入长期僵化，最后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怎么对待我们传统的“用”？我认为简单的二分法还是基本可取的：我们的政治传统早已腐朽，要彻底抛弃。我不是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无是处，一点可取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个人判断这个领域可挖掘的潜力没有多大。与其在政治儒学领域纠缠不清，不如果断放弃并在道德儒学领域发展。时隔两千多年之后，还是要回到儒学的原点，用我们现在的眼光重新发现真正的精髓。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重新理解孔子的精神。 　　我最近也在这个领域做了一点工作，出了一本小书。我的学生田飞龙写了一篇书评，他认为我对儒家重构的“体”没有适当的在“用”当中体现出来，似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儒家本体和西方宪政的对接。我这篇短文也不是对他的回应，我只想谈论一点看法，就是我们需要重构一个什么样的儒家传统，我们期望重构一个什么样的儒家传统。我们也许不应该期望重构以后的儒家传统一定能够能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特色”，在宪政领域提出很多和西方主张截然不同的东西。也许会有一点，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要刻意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儒家本体的再发现不是一头扎进两千多年的经典里，空想当时孔子或者是孟子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而是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或许已经有点西化的眼光，设想他们今天会构建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所以我们对儒家重新发现是基于现代这种时代背景下，尤其在政治和法治领域。 　　从我们当代视角来重新理解儒家精神的核心，很可能发现由此产生的政治学说是和传统非常不同的，或和西方学说相比没有太多新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借鉴西方宪政这套东西回溯儒家道德源流，我们的儒家道德传统本身已经过了重构，或者说我们已经使它适应了西方宪政理念。我认为，我们的本体是需要经过一些新的修正，总不能把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就直接搬过来。我认为儒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它的“君子”、“小人”二分法。换言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