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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之爱国者”王人文 　　说起清末兴起的四川保路运动，人们可以谈出不少令人欢欣鼓舞或悲壮而激烈的故事来，但提到王人文则知之者不多。其实王人文对推动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1911年8月1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举行同志例会，会议主持人提议开大会欢送已卸职的原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全体赞同，掌声雷动。“众皆谓此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1]四川保路同志会称王人文为“国之爱国者”已含有浓厚国权者的意味。这是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思想、品德和工作业绩的赞许、肯定。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酝酿、成立发展时期，时任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以护卫国权为己任，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保路斗争。其国权的观念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一 　　王人文，字采丞（臣），一字豹君，云南大理城内苍屏街人，白族，为人足智多谋，善于交际，乐于助人。“故乡里皆以长厚君子目之。”[2]他幼时聪颖过人，1883年中进士，历任贵州、广西、奉天等地知县、知府及至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等职，1908年任四川布政使。1911年1月，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以四川布政使王人文为护理四川总督。同年4月，清廷任命王人文为川滇边务大臣，调任原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在赵尔丰未到任前，仍由王人文护理四川总督。然而在王人文尚未卸职之时，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他遂积极投身于四川保路运动之中，极力推进运动的开展。 　　王人文生活在国家民族危亡、清廷腐败不堪、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上末路的时代。“国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较为突出地反映了清末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为侵夺中国铁路主权，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与清廷签订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将中国人争回的铁路主权，以“国有”的名义，再出卖给西方列强。1911年6月14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至成都，王人文阅后，“反复寻绎，不觉战栗”。他深感借款合同“乃举吾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不可究??。”[3]这是王人文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国权”的概念。王人文所称“国权”，主要是指捍卫、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思想和行为。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力，具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特征。在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长期为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而奋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国权”归根结蒂是炽热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爱国伦理道德的规范指导下，通过理性的社会实践，才能显示其社会历史的意义。一当王人文确定了这一认识，他不仅言之于口，且力行坚持于社会实践。 　　四川保路运动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四川人民掀起气势磅礴的保路运动，其目的就在于反对清廷出卖中国铁路主权给西方列强，反对列强侵夺我中国铁路主权。当时，四川传诵着“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4]的话语。“破约保路”从一个方面较为明确地体现了“国权”的观念和实践，是“国权”观念和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清代末年，清朝政府为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和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困境，不惜用“国有”之名出卖国家主权给西方列强。1911年5月8日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就颁布收归铁路干路为“国有”的政策。清廷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先从粤汉、川汉铁路开刀。当所谓铁路干路“国有”上谕传到四川后，“乡人函电纷驰，争议嚣然”[5]，奋起抗争，反对将国家固有主权以“国有”之名出卖给西方列强。租股是川、湘两省商办铁路的命脉。5月22日清廷下旨，“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并且“着该督抚迅即刊刻誊黄（指用黄纸誊写或刊印的诏书——作者），遍行晓谕。”[6]在对立面的矛盾斗争中必然有不同的主张和目的。如川汉铁路董事局再呈护理川督王人文代奏清廷折即指出，停止租股，必“激乱民心，后患不可收拾”，应当向清廷“陈明川省租股是股非捐，无须刊刻誊黄”，“以安人心。”[7]前者令“迅即刊刻誊黄”，是清廷丧权误国出卖国家主权的体现，后者反对“誊黄”是捍卫国权的具体行动。 　　由于形势日迫，川汉铁路董事局1911年6月11日在成都召开临时会议，传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歌电”的内容，以及邮传部禁发铁路电报之“元电”。其中“歌电”声称川路收归“国有”，其已用及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返还现款。如若川人定要川股还现款，朝廷必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作抵押。其意在挟持川人，不以现款退还股票。这实际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对此，护理川督王人文认为，所存现款应尽给川人，已用之款则换给国家铁路股票。）此电传出，群情愤激，痛斥清廷收川路“不仅要夺路，而且要谋财”；“禁发路事电报，则是剥夺人民言论自由”。[8]在群众一片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