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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跨小区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摘要：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关键词：组织联盟 治理结构 政治机会（威胁） 抗争 　　一、问题的提出 　　急剧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矛盾与抗议性行为日益增多。抗议性行为涉及多个领域，抗议者来自于不同的阶层或群体。有关抗议性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环保抗争的研究（Sun and Zhao，2007；陈晓运，2012；童志锋，2009）、对农民反抗行动的研究（O’Brien and Li，2006；于建嵘，2004；应星，2007）、对国有企业与工人反抗行动的研究（佟新，2006；冯仕政，2006；刘爱玉，2011；唐军，2006）、对非政府组织与抗议行为的研究（俞志元，2012）和对互联网在抗议性事件中作用的研究（Yang，2009；黄荣贵、桂勇，2009），等等，其中，业主抗争是中国都市抗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引发了许多研究（Cai，2005；Read，2003，2007，2008；Shi and Cai，2006；唐娟，2006；张磊，2005；张紧跟、庄文嘉，2008）。业主抗争的现有文献对业主抗争出现的宏观背景、抗争策略、动员方式、政治机会结构等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业主集体抗争是伴随中国宏观社会变迁出现的社会现象（Tomba，2004）。由于有房群体的成长与国家政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Huang and Jiang，2009；Logan，Fang and Zhang，2010），业主在抗争行动中采用的策略相对“温和”（Cai，2005），愿意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Huang，2010；陈鹏，2010）。客观上，碎片化的国家为抗争者动员资源并取得抗争胜利提供了政治机会（Shi and Cai，2006??。从策略来看，抗争者主要通过与政府官员、大众媒体等行动者的垂直型社会关系来有效利用客观的政治机会结构（Shi，2008）。 　　众多的都市抗争研究都以动员和参与为核心问题，1这在业主抗争领域尤为明显。与少数学者对这一研究倾向的批评（Walder，2009）相一致，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在增进对动员和参与过程的认识的同时，也妨碍了对其他重要议题的理解。比如，业主抗争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城市比较研究指出，不同城市业主水平联合的形态有明显区别（Chung，2008）。叶毅明等（Yip and Jiang，2011）则指出，广州的业主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的水平联合网络，这在其他城市非常少见。目前以抗争事件为分析单位，以动员为核心问题的研究似乎无法有效解释不同城市业主抗争行动的不同形态。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需要研究者以城市为单位，以抗争者或抗争组织之间的水平联盟为核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尝试通过比较分析上海和广州跨小区业主联合形态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形态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如何解释？ 　　所谓跨小区的业主组织形态，是指不同小区的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为追求相似的目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联系，或者彼此协力发起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跨小区业主组织形态类似社会运动联盟（Van Dyke and McCammon，2010），是抗争行动从较小的地理范围上升到较大范围的过程。因此，从更抽象的层次看，本文对上海和广州跨小区业主联合形态的差异的解释，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对影响中国都市抗争组织联盟形成的因素做初步探讨。 　　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笔者在回顾西方社会运动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都市治理结构，初步厘清影响跨小区业主组织联盟的因素，尝试提出在中国社会管理体制下理解组织联盟的跨城市的比较分析框架。考虑到目前社会运动的文献对于社会运动联盟和社会运动规模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McAdam and Boudet，2012；Van Dyke and McCammon，2010），本研究可增进学界对抗争的水平联合或组织联盟的认识。第二，由于目前少有对不同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特别是对业主委员会或物业小区之间的联系形态进行比较的研究，对不同城市业主抗争行动的组织形态也知之甚少，本研究的一个贡献即是较为全面地呈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