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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动词指称化标记模式及其类属问题 　　【内容摘要】大部分双音动词自身都能够无标记地实现指称化，从而表现出名词的若干分布特征，相比之下，单音动词及能愿动词、形式动词、判断动词、领属动词等少数几类动词在指称化过程中具有标记性。与印欧语的“分立模式”不同，汉语实词的类属关系为“包含模式”，动词属于名词的次类，而单音动词和这几类动词则是名词的特殊小类。 　　【关 键 词】单音动词；指称化；标记性；包含模式。 　　【作者简介】张健军，文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 　　代汉语语法研究。 　　一、引言 　　一般认为，名词和动词是人类语言中最重要的两个词类范畴，名词的语义功能是指称，动词的语义功能则是陈述。在实际的句法表现中，动词尤其是大部分双音动词却表现出了若干名词的分布特征，由此也引发了汉语学界对于词类问题的诸多矛盾争议，朱德熙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名动词”观念实际上就为如何说明类似现象指明了道路，启发后人重新思考名词和动词间的关系问题[1]——将作为词类范畴的名词和动词相互对立甚至割裂开的做法不免过于简单，也未必遵循了语言事实背后的客观规律，如果将二者间的关系加以重新对待，也许就可以对相关现象做出统一的说明。 　　从动词指称化的实际过程看，其内部集合成员的具体表现并不均衡，大多数双音动词本身都能够自由地实现指称化，而单音动词以及能愿动词、形式动词、判断动词、领属动词等少数几类特殊动词在指称化过程中则具有标记性，本文拟在词法平面和句法平面、转指和自指等维度上对这些标记性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对单音动词及几类特殊动词的类属性质做出判别。 　　二、单音动词指称化的标记性特征 　　1.标记性一：对标记成分的强制性要求。吴长安先生系统总结了前人对于指称与陈述相互转化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音词指称与陈述转化的标记模式和语义类型[2]，从中不难发现，大量的单音动词在指称化过程中都对词缀、语调等标记成分的出现有强制性的要求，如“担→担子”“扣→扣子”“镐→镐头”“扒→扒手”“猎→猎??”“磨（mó，磨面）→磨（mò，一盘磨）”“种（zhòng）→种（zhǒng）子”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五百五十二例动词存在指称化现象，其中单音节动词加上后缀实现指称化的占总数的26.1%，单音节动词直接指称化的则只占总数的0.5%，其余都为双音动词指称化现象[3]。如果单独统计单音节动词内部情况的话，直接指称化的情况只占总数的2%，加上后缀指称化的情况占98%，这说明在词汇平面上，大量单音动词无法脱离标记成分而独立完成指称化过程，相关的动词指称化显然同时经历了一个词形变化的过程。一般认为，汉语缺乏狭义的形态，这是就汉语语法体系全局而言的，倘若从广义上看待形态问题，将词形变化也包括在内，就会发现形态现象在单音动词指称化时仍是有所体现的，而当语调成为指称化标记时，这类单纯语音层面上的音变正好符合所谓的狭义形态对语言成分的形式要求。如上例所示，根据单音动词指称化前后的语义关系，后者都是指称与动词相关的语义成分，从指称对象看，属于转指。 　　2.标记性二：对特定句法位置的适应性。（1）对“N的V”构式的适应性。“N的V”是一类很能反映汉语类型特点的特殊构式，相关的争议虽多，但目前为止学者们都已达成了一点共识，即中心语“V”已经指称化了[4]，也就是说，可以将“N的V”构式作为一个检验动词指称化能力的鉴别框架，“N的V”构式是现代汉语的常用结构，具备很强的涵容力，大量动词都可以进入，充当中心语成分，较宽的覆盖面为潜在检验对象的广泛性提供了保证。一旦某一动词不能进入“N的V”构式，就说明该动词的指称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在《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收录的一千三百一十六个单音节动词中，只有四个能进入“N的V”构式：爱、苦、死、笑[5]，这仅占总数的0.3%。很明显，比之于双音动词，单音动词整体上表现出对“N的V”构式的弱适应性，相关的指称化过程因而也体现出一定的标记性。（2）对主宾语位置的适应性。主宾语是典型的体现指称性的句法位置，主语位置上的谓词性成分可视为一种广义的事物，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6]。从跨语言的共性来看，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只有指称性成分才能担任主语，而担任主语的谓词性成分则通常获得了名词的一部分特点，宾语的情况与之类似[7]。据此，有理由将能否相对自由地充任主宾语作为检验动词指称化能力的另外一项指标。 　　总体上，单音动词在进入主宾语位置从而实现指称化时是受限的。单音节动作动词的句法功能较为单一，原则上只充当谓语，不能做主宾语[8]。相对而言，双音动词则要更加自由，大量双音节动词都可以充任主宾语。单音动词对主宾语位置的弱适应性表明了自身的标记性。而从指称对象看，对特定句法位置的适应性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