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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波动一种验证 　　〔摘要〕本文利用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九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以规制波动理论为基础，沿用Clare和Thomas研究股票市场中过度反应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的规制波动。在对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地方政府存在安全规制波动的情况。研究还发现，在一年到两年时间内，地方政府较强规制的周期倾向于保持不变，即较强规制的持续时间不变，但在下一年或两年，较强规制的持续时间会有所变化，这可能与政府间的博弈以及安全投入产生效果具有滞后性有关。 　　〔关键词〕煤矿安全；规制波动；规制周期 　　中图分类号：F426.21；X936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2013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煤矿安全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2010年中国原煤产量32.40亿吨，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48.30%。其次为美国，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14%。目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且多次调整煤矿安全规制体制。这对遏制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2002年开始，中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逐年递减。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绝对死亡人数远远高于美国。2010年4月5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煤矿爆炸事故致使29人遇难，成为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矿难，2009年美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更是达到历史新低的18人。按百万吨死亡率来看，2010年中国为0.89，与前十年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美国的16倍，南非的13倍，印度的7.70倍，煤矿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因此，我们仍要密切关注煤矿安全事故，试图找到进一步减少事故发生的方法。 　　目前研究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理论依据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大多采用委托代理模型进行分析，但大部分却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多为年，与现实情况可能不符，地方政府对于煤矿安全事故的反应不一定要滞后一年。本文以规制波动理论为基础，假设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存在合谋，但地方政府因为财政与政治双重目标的存在，这种合谋具有不稳定性，通过运用研究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的计量方法分析地方政府在月度数据下的规制波动情况。 肖兴志和陈长石将规制波动定义为地方政府在进行煤矿安全规制时，由于受所追求的目标函数变化的影响，对规制强度不断进行调整的现象。 　　二、文献综述 　　煤矿安全规制，即政府为保障煤矿矿工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在法律、技术、组织制度和教育等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属于社会性规制中的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煤矿安全具有生产上的正外部性，它不仅使矿工受益，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企业不能将煤矿安全收益完全内部化，其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偏离。企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提供的安全数量必然低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数量，从而相对于社会需求，煤矿安全的供给不足，政府需要进行安全规制。 　　学者们从多方面对煤矿安全事故展开分析。张维迎[1]和朱忠厚[2]认为规制制度的模糊性以及所有权与使用权保障的缺失，使得煤矿企业在市场需求的冲击下产生强烈的短视行为，这是导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因素。杨瑞龙[3]认为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成为主动谋取潜在制度收益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要依靠企业向中央政府展现实力，以谋求在与中央政府谈判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于是地方政府就常常成为企业的代言人以及保护伞。而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地方政府激励范式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聂辉华和李金波[4]将政府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激励关系引入分析当中，认为煤矿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在追求“高GDP”时所造成的“高成本”，而政企合谋是造成煤矿安全生产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涉及规制波动问题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发生安全事故之前的低水平规制，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安全事故之后的高水平规制。Mendeloff[5]以及McGarity和Shapiro[6]等国外学者曾对这一情况的原因以及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规制过严是由规制机构采用高成本低收益的规制手段来达到规制目标造成的，并且进一步指出，过度的规制必然要求严格的规制政策，而严格的规制政策并不能达到保护工人和提升安全水平的目的。肖兴志和陈长石[7]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不一定按照中央政府的目标来规制煤矿企业。在未发生安全事故时，地方政府将选择与企业进行合谋，通过放松安全规制的方式，刺激煤矿企业进行生产，并从中获得额外收益。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一种不稳定的合谋关系，这种不稳定性是由地方政府双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