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问题.doc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问题 　　摘要：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关键词：宗族；汉人社会；国家与地方社会；文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19-13 　　就最近数十年而言，汉人宗族研究在学术实践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它已经游离出纯粹的亲属制度研究框架。把大家引领到这个方向的人主要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他不仅影响了重建后的中国人类学界的宗族研究，也牵动了部分中国社会史学者的宗族研究。应该说，在一个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将宗族放置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互动的脉络中加以理解，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 　　从弗里德曼开始到现在的50余年来。沿着这个思路走的人类学的中国宗族研究和社会史的中国宗族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推进、发展和积累。单纯地一个弗里德曼“中国宗族范式”（the loeal lineage paradigm）已难以概括。那么，如何在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准上将“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汉人宗族研究范式提炼出来，并向前有所推进？对于推动汉人社会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拙作《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一文基础上这里再做更深入而明确的专门梳理。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弗里德曼中国宗族范式在探讨“国家与地方”关系方面的理论精华是什么？第二，社会史的中国宗族研究作了哪些重要推动？第三，重建后的大陆人类学宗族研究又作了怎样重要拓展？第四。“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一、Maurice Freedman 　　中国宗族范式的精髓与灵感来源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范式主要反映在1958年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China）、1966年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两部著作和一些散论（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之中。其关于“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宗族的理论思考主要展现在《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余者只是辅助性论证。 　　首先，他认为，中国宗族对地方社会运转的意义不是独立而充分的，而是和国家的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一方面，地方宗族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又相互依存，具有合作关系。从后者角度来说，首先，如果村庄能够完纳课税、且不扰乱地方社会安全的情形下。中国官府都会鼓励地方自治。因而在国家支持下，村落宗族（localized lineage）通常是解决宗族成员纠纷的最大单位；其次，宗族又非完全自治，宗族通过士绅跟官府相连接，在宗族中居关键地位的士绅能够缓和与制止公开的敌对冲突，能够代表社区的利益谋划和降低国家对社区刚性的赋役、赔偿（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宗族内的士绅来完纳课税和维持地方秩序），有时还能把官僚系统的荣光带回本社区。特别是，当宗族有经济能力培养读书人的时候，读书人因科举成功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同样也能给同族的其他成员带来社区的优越感，因而提升了整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王崧兴这样介绍弗里德曼关于“国家与宗族关系”的观点：“那是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宗族组织，与中央集权性的政治组织有着互补关系之故。因此，支持宗族组织的地方乡绅，与其说他们会与中央政府对抗，倒不如说他们具有执行政府末端组织的机能。” 　　王铭铭曾批评弗里德曼说，虽然弗里德曼注意到了“国家在社会组织建构的角色”，但是“为了建构他的‘边陲社会’理论，他不惜把这一重要观察放在他的理论架构的边际地位，甚至将之削减至虚无的地步。过分地强调宗族组织的自在功能，从而使他的理论只具有‘社会分析’的视角，缺乏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进一步思考。弗里德曼的这一理论缺失。可以从它在分析宗族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的无能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