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农委”引发乘数效应.docVIP

“大农委”引发乘数效应 　　2008年8月8日，在北部新区一栋大厦，“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的牌匾被挂上柱头。 　　没有举行仪式，没有邀请任何媒体，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就这么低调地诞生了。 　　市农委挂牌，标志着原重庆市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农业局、重庆市农机局和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四个部门整合工作全面完成，也意味着重庆悄然拉开大部制改革的序幕。 　　积弊缠身 　　2007年的一件事，让潼南县双坝村党支部书记朱席武至今难忘。 　　那天，他带着全村人的重托，到县里要改造蔬菜基地的拨款。 　　县农综办的干部很热情，但话很冰冷：“钱已划给多个乡镇了。” 　　朱席武慌了神：“那怎么办啊？” 　　“你去找扶贫办。” 　　朱席武一溜烟赶到县扶贫办：“我来领钱。” 　　工作人员泼来一瓢冷水：“钱早就划出去了，你去找蔬菜办。” 　　朱席武喘着气赶到县蔬菜办：“我来领钱。” 　　结果又遭到当头一棒：“我不知道这事啊，你去找农办。” 　　朱席武一身汗赶到县农办：“我来领钱。” 　　工作人员“啊”了一声：“钱早就发了，你去找农综办！” 　　朱席武哪里知道，这样的怪圈，正是农口部门多头管理结下的恶果。 　　当时，市农业局负责“执行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研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市农办负责“研究全市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制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市农综办负责“研究拟定全市农业综合开发的政策、规划”……职能之交叉，让人望“字”兴叹。 　　“现实情况还要复杂，因为还要涉及市农机局、市扶贫办等部门。”市人大常委、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杨修战深明其中利害。杨修战在农业系统工作20多年，曾经担任市农办副主任。 　　一些人认为，涉农部门越多，表明对农业越重视，越有利于工作。“其实恰恰相反。各部门职责相近，所以遇到有利之事就争，遇到无利之事就推，难以形成合力。”杨修战说。 　　多头管理，让资源的分配成了“撒胡椒面”。“有的区县把各种涉农资金集中起来建设重要项目，本来效果很好，但有的主管部门却不满意，说钱要专款专用，不能用在别的工程上。”杨修战说。 　　职能整合 　　2008年1月，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的夏祖相调任市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三个月后，夏祖相的职务被调整为市农业局局长、市委农工委书记。 　　“我接到一项艰巨任务。”夏祖相回忆说。 　　这项任务，就是组织实施农口大部制改革。 　　2007年6月，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启动农口大部门制改革。 　　2007年8月，市编办开始拟定改革方案。半年后，中央编办批复同意重庆的改革方案：市农业局、市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合并，组建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简称市农委）；继续保留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委农工委），为市委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全市农村工作系统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统筹协调全市新农村建设工作，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实行合署办公；将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由市农办管理调整为市农委管理，机构规格为副局级；将市农机事业管理局由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更名为市农机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农委，机构由正局级事业机构调整为副局级行政机构。 　　市农委组建后，夏祖相任市农委主任、市委农工委书记（2012年7月以后为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市委农工委书记由市委常委刘光磊兼任）。 　　“为了尽量减轻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决定采用先合并后挂牌的办法：四个部门先合署办公，在工作中进行整合。”夏祖相说。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夏祖相为班长的市农委决策层，果断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剥离部分职能。 　　“将市农业局承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相关职能划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办承担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市农机局承担的机电提灌等相关职能划归市水利局。”夏祖相说。 　　一些人表示反对，但决策层的态度很坚决。夏祖相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市农委的职责更清晰。” 　　第二把火，精简机构、合并处室。 　　“将同类处室进行合并，如将市农业局经管处与市农办经管处合并，这样既减少了处室，也有利于项目的申报和实施。”夏祖相说。 　　这把火一烧，48个处室减少为27个。“政出多门、推诿扯皮之事自然大大减少。”夏祖相说。 　　第三把火：精简下放审批项目。 　　“取消不合理审批，合并同类审批，能下放给区县的审批坚决下放。”夏祖相说。 　　经过梳理，市农委取消6项、合并11项、下放6项行政审批权。 　　人员重组 　　处室合并一开始，原市农业局法规处处长成世坤的心就晃荡起来。“三个部门的法规处合为一个后，一下就多出两个处长。”成世坤说。 　　三个处长，谁来主持工作？“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很焦虑。”成世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