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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历史启示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寻路》，再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一些历史细节，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寻路”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历经艰难曲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1943年6月10日解散。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组织，而共产国际又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因此从两者关系确立的那天开始，中共的一切重大革命行动均须听命于莫斯科，比如国共合作、城市武装暴动等等。 　　由于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共产党控制，因此，在对待中国革命与苏联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往往把苏联利益摆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至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多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甚至激烈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 　　以上材料的引用，并不是为了否认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对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共24年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做了具体的评价。他说：“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年至1943年），3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中国共产党人“寻路”面临的迫切任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铁的政治纪律”的威慑下，再加上早期中共自身理论上的幼稚，就很容易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并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指示唯命是从，套用一句话说就是：“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具体指示。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根据巴黎起义、十月革命的现成“经验”，指示中共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即城市中心论），于是中共就发动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12月11日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在城市没有基础，起义队伍最后被迫撤出城市。 　　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共组织队伍进攻占领城市，于是中共就去攻打城市，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起初的目标是攻打“大城市”长沙，结果是大城市还没有打下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5000人的队伍在半途中就只剩下1500余人。城市武装起义和进攻城市的计划使中共领导的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再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也听命于共产国际，搞“唯成份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出身是革命的招牌，他们最革命，于是就在中共“六大”上指令中共要实现干部的“工人化”，把所谓“工人干部”像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提拔到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总负责人等十分重要的党内职务。这些人当中，有的工作能力不强，有的政治品质不好，几乎给党的中央机关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几次“左”倾错误，也都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后来甚至把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对中国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李德。本来所谓“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顾问”应当听命于中共中央和军委。但实际上，李德这位“顾问”却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是将他的欧洲战场经验和在苏联军事学院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盲目地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机械地抄袭搬用苏联红军一套东西来改造中国红军。他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减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他把红军的游击战术看成是“游击主义”，要求进行所谓的“正规战”，坚持打阵地战，反对运动战，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