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启示.docVIP

“文人论政”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启示 　　【摘 要】“文人论政”是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本文试从分析“文人论政”的定义及缘何消逝、“新闻舆论监督”的内容及现状入手，针对现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旨在从“文人论政”的精华中发现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人论政” 舆论监督 启示 　　一、“文人论政”的定义及缘何消逝 　　20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① 　　而关于“文人论政”的定义，大陆新闻学者方汉奇认为：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② 　　在“文人论政”的史册上，王韬、梁启超、邹韬奋、、张季鸾等著名“论政文人”，都用实际行动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然而，“文人论政”也有其自身局限性。《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评析时，曾说：“知识分子是一种古怪的动物，他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现实服从他的理论。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方面非常让人怀疑的原因。”这似乎也在暗示着“文人论政”昙花一现的结局。 　　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③新中国成立后，“党管媒体”的新闻传播模式逐渐系统化、规范化。“文人论政”的一大前提条件——文人办报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政治家办报”的口号突出了党性原则，这与文人骨子里的桀骜不驯与对理想追求的矢志不渝有些格格不入。最终，“文人论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留下了丰富的论政精华和文化遗产。 　　二、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内容及现存问题 　　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批评报道，而且包括对党务、政务活动的报道，对重大情况、重大事件的报道。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有了政策上的依据。④ 　　然而，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存在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闻舆论监督深度不足、力度不够，无法做到全方位监督，尤其是某些重要问题，舆论监督往往无法触及。 　　第二，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难开展。这主要表现在“五难”：调查难、取证难、打官司难、发稿难、取得政府部门支持难。一些政府部门往往在发现媒体设法披露本地区的不良现象时，不是积极配合，帮助记者挖掘丑恶现象，而是“捂盖子”，采用各种手段欲盖弥彰。 　　第三，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亟待提高。近几年，令新闻界蒙羞的“封口费”事件一再浮出水面。2008年，河北省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指使矿主出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此事件中，一共有8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受到处罚，涉案的10名新闻从业人员中，9名记者获刑（未获刑者为一名通讯员），并终生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第四，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保障。据中国记协统计，自1998年他们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有4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等恶性案件。可以说，记者权益受侵害事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⑤ 　　三、“文人论政”对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示 　　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亮老师认为：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⑥ 　　在笔者看来，“文人论政”与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在监督政府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文人论政”史册上的优秀报人的办报实践，对现在的中国新闻舆论监督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也会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在涉及政策规定、政府条例等政治问题时，要坚持客观原则和真实原则 　　由于新闻媒介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很多报道在立场上已明显地倒向上层领导干部，降低了舆论监督的力度。新记《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所体现的报刊独立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这种独立思想的存在，才使得《大公报》备受推崇。站在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真实地还原事实的真相，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首要原则。 　　2、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把握舆论监督的艺术 　　1939 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报人宣誓》的社评，表明了三点：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二是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