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万科不行贿同学请举手”.docVIP

“相信万科不行贿同学请举手” 　　2003年10月，我参加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话题。我在发言中介绍，万科奉行诚信守法的经营原则，绝不行贿。随后汇通董事会主席郭辉生发言，郭主席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300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郭主席说他行贿，下面倒是掌声雷动，我不禁有些尴尬。 　　郭主席接着说：“请问在座的各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在座的企业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总共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我因此成为另类” 　　之后不久，我受黄铁鹰教授邀请，到北??光华管理学院MBA班做讲座，谈到我在那次论坛上的感受，黄教授说：“我们做个现场调查吧，相信万科不行贿的同学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三分之一。当时在座的都是一些出色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然反映出：企业行贿受贿是共识。企业和社会的信用已经面临危机。 　　这之后，每年黄铁鹰都会邀请我去光华管理学院讲课，每次都会问起这个问题，并且现场录像。结果接近，举手表示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从未超过二分之一。最近一次，他先给同学们播放了历年提问和回答的录像，然后再提问：“相信万科不行贿的同学请举手。” 　　这一回，举手的勉强超过了半数，但也不是大部分。我想，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为了不拂在场的我的面子吧？ 　　我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人们会认可行贿，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且对不行贿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2010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的典礼上，组织方为我准备了三个标签：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由我自己来选。我没有选“企业家”，也没有选择“登山家”，而是选了“不行贿”。 　　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而“不行贿”作为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做到了，在一个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时代里，我因此成为另类，选择这个标签，我于心无愧，甚至可以自满。 　　大家知道，行贿是违法的事情。“不行贿”应该是企业的道德底线，是企业家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一件事情，如今竟成了难得的、有点不可企及的道德准则，成了王石的符号，这多多少少又让我觉得荒诞。是我的荒诞、《南方周末》的荒诞，还是时代的荒诞？ 谈契约精神 万科真正的“第一次”与美国人合作，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万科在做一些加工出口贸易，美国企业富兰克林铸币找到我们，希望合资建厂。他们到深圳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本书那么厚的合同，里边甚至连工厂关门后该如何分配厂房的门窗都写好了。这份合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当时甚至感觉有点被冒犯：这买卖还没开起来呢，就想着散伙以后怎么做，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而当时万科跟别人签的合同，基本上也就几页纸。也就是这份合同，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从那以后，万科的合同就有一本书那么厚，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有详细约定。几年以后，我们开始专心做房地产，也是第一个在楼书和现场展示中公示“红线外不利因素”的房地产企业。这一切，都源自当年那一堂“契约精神”的课。 　　按照一般的理解，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我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一个理论：中华民族属于早慧型民族，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渡，民智的过早开化，碰上当初落后的农耕技术、贫瘠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生活物资，会导致社会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城乡接合部开发商” 　　可是怎么衡量行贿的“实用”或“不实用”？ 　　万科坚持不行贿，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优质地块，只能以较高价格在比较偏远的城郊地带搞开发，被人调侃是“城乡接合部开发商”。 　　行贿受贿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万科的风险管理部门作过分析，如果企业员工向客户索要一块钱回扣，就会给公司带来十块钱的损失。 王石说，把“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太荒唐，是社会太荒唐，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 　　1995年，上海万科城市广场工程部爆出集体受贿事件。工程部一起共事的四个人，共同接受贿赂，认为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行贿的承包商因为其他案子出了事，连根带出他们四人，还有录音为证。 　　对企业来说，行贿总得走财务账，只要企业下决心不行贿，就可以很好地约束员工行为。但怎样保证员工不受贿呢？答案只能从企业文化、制度上去找。 　　后来，万科在做项目决策时，增加了人力资源部的参与，而且是一票否决制，如果项目利润回报可观，但人力资源无法跟上，有可能造成管理失控的话，这个项目就绝不勉强上马。从那以后，应该说万科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 创业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贸易，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