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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警钟 　　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在国家机关和执政党内部存在着种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如《论粮食税》、《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书信中，对官僚主义的“复活”深感忧虑。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85页。以下凡是出现对《列宁全集》的引文，均出自人民出版社第2版）。“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鉴于此，列宁不但从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揭示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侧重从体制层面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途径和方法。当下，重温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归因分析 　　1 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严峻战争形势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与此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在党政关系上，各种权力开始从苏维埃集中到党手里；在上下级关系上，党内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上层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决策机构中，权力过分集中在党政主要负责人手中。集权体制虽然在3年内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也产生了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更大。它不仅窒息了经济正常发展的活力，也妨碍了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这些问题引起了列宁的思考。列宁将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称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使人民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就会形成一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列宁全集》第2卷，437页）的特殊阶层，从而导致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做官老爷的官僚主义。 　　2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文牍主义、办事拖拉的官僚主义。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构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表现出极大不满，1918年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其有18个人民委员会部，到了1922年，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已经繁衍到120个之多，而真正有用的不过16个。机关人员膨胀了，而工作状况却很糟糕。列宁气愤地说，在这庞大的机关人员中，“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犊的汪洋大海里”（《列宁全集》第43卷，第248页）。可见，当时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一方面机构林立，冗员庞大；另一方面，真正实干、肯干、能干的人又不多。在这种状况下。文山会海、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办事拖拉的官僚主义也就顺势而生了。 　　3 学院式的空谈，舞文弄墨的习气，从而导致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局限在领导者的狭小范围内，以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性代替科学，代替实践。他们不去接触实际工作，不去调查研究，不去研究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老是醉心于改组，醉心于成立种种机构，醉心于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作计划，结果是一件实际工作也不能干到底。如他曾经批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普列奥普拉任斯基关于合作化的报告（该报告只是重复“实现合作化吧！”这类空洞的口号，至于怎样实行合作化，却只字不提）。列宁对此批评道，“这是老生常谈，早已让人听厌了”，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因此，列宁号召全党不要再玩弄“法令形式的指令”，坚决克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应该做。决不把中央在会议上提出的任务，再来一番老生常谈，而要专门详细地研究地方（县、乡、村）的实践经验，我党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不研究实践经验，这是一切不幸和整个官僚主义的根源（《列宁全集》第43卷，第42-47页）。 　　4 党政职责不清，导致滥用职权、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全新而又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注意到在苏维埃国家中，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常常混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划分。党在领导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往往对国家机关的细节进行过分地、频繁地干涉，压抑了国家机关在工作中的责任心和主动性；而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逃避责任，他们自己不想负责任，不想自己解决问题，也不与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列宁在1922年曾拒绝对一份关于签订贸易和租让合作谈判的电报稿的内容进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