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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整合”向心力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关键词：民族走廊；整合；国家化；向心力；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37-08 　　“民族走廊”学说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费孝通先生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围绕费先生的指导思想，我国民族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界迅速掀起了一场民族走廊的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几大区域性的研究领地。继而，武陵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新概念及论证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阈。综合十多年来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民族走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交通研究；民族走廊的历史研究：民族间交往与融合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与走廊经济开发研究；走廊民族政策与制度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研究，等等。在细部研究方面，民族走廊少数民族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也受到一定的关注，试图解决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从研究模式上看，传统的研究多以族群为单位，以某个民族或村寨入手，缺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角，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人员易受画地为牢的限制，无法相互启迪、形成研究合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走廊的研究。往往沿着一种“预期”的模式：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譬如，人们通过关注民族走廊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以“内地化”或“汉化”模式讨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缘地区民族走廊的整合是否适当。值得商榷。本文希望沿着这一研究理路继续展开下去，相关的探讨包括：民族走廊如何与作为更高一层级的王朝国家产生关联，如何被王朝国家整合。其效果又如何？与之相对应，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为何长期游离于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它们的政治向心力、国家认同感如何？……在此基础上，找出民族走廊“成为中国”的进程与缘由，也即，中国建构在民族走廊的拼图，并重新检视已有民族走廊历史书写的“内地化”或“汉化”模式。当然，本文只是对上述问题一种粗浅的研究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博学之士能将此类研究引向深入。 　　一、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结构 　　（一）“异域”的历史 　　民族走廊的历史其实就是与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交通阻隔、战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民族走廊对外交往造成了重要限制，也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历史的书写。由于文献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历史上走廊内的地方王国、部族群落发展缺乏清晰的脉络，很多族群的渊源充满悬疑。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建立的政权，史料记载莫衷一是，甚至出现名称混淆、史料篡乱的现象。以藏彝走廊为例，由于与汉族父系体系的巨大差异，汉文史籍记载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国，留给后人一系列悬疑：女国是否有东、西女国之分？东女国的具体位置何在？史料中几个女国风习类同又当如何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吕思勉、任乃强、王子今、石硕等多位专家学者相继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他们或驳斥，或补充，新的观点层出不断，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研究结论。历史上区域性的王国政权尚且如此，对于散杂群落历史的争议更是可想而知。三岩系蜚声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