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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探索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年来，两岸大交流、大发展与大合作时代的来临，呼唤着两岸进行和平发展的制度化建设，从而和平发展制度化的框架也成为学术界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制度”、“制度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概念着手，探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在于建立经济、社会、文教、政治与军事安全五大支柱。 　　一、何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建设 　　（一）何谓制度 　　制度（Institution）到底是什么？1993年版的《韦伯斯特大辞典》认为，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一种造成制度化的行为或过程”；二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某种事物”；三是“已经制度化的事物”。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是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意大利社会学家罗纳德·杰普森认为：“制度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或模式，这种秩序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存在的状态或特征。”他强调“制度是社会建构的、常规的再生产程序或规则系统。”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制度”是指有可能涉及行为的一般模式、范畴或特殊的人为安排。由上可见，在有关制度的概念中，包括对特定的、规范性的安排的概括，也包括对这种安排所导致结果的现象描述，内涵是比较宽泛的。根据一般的理解，制度是会被限制的，是约束性的结构，“制度化或者是与稳定性、与存在等同，或者是稳定性与存在的某种形式。”“所有制度都是确立认同及其活动依据的程序或规则的框架”。所以，一个制度的最重要因素是“结构性”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其规则可以约束各方的行为。 　　（二）什么是制度化 　　制度化应该是秩序的特征。罗纳德·杰普森认为：“制度化指的是这些状态或特征的形成过程。如果秩序或模式是传统的规范化互动的结果，那么，制度就是表现某一特定再生产过程的社会模式。”制度化是建立机制（制度）的程序与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制度化形成是“各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某种需求的产物”，其“过程就是各方进行协商或者沟通，并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的过程”，其“成果一般需要通过达成协议或成立相关机构来体现和落实”。可见，正式的组织、体制与文化是制度化的三种重要代表。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意涵 　　由于制度化就是建立制度的程序与过程，因此，两岸关系制度化就是两岸在长期的发展与互动过程中，或者是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两岸双方在促进共同利益或解决利益冲突的驱使下，通过协商与沟通，确定有关规则、原则与准则等，其中既包括人为设计的制度，也包括自发形成的惯例，其意义在于约束与规范两岸执政当局与人民行为，以有效地引导两岸各方面关系稳定地发展，进而维护参与者的共同利益。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就是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行制度性的整体设计，通过建立各种交流合作机制，使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走上正常化、稳定化、规范化与法制化的轨道。两岸关系制度化的成果通常需要达成某种协议或者成立相关的机构来落实、推动与执行。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自2008年5月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局面开启迄今，只有短短五年时间，然而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两岸关系中的外在影响因素众多，而且内在的制约性因素也依然存在，因此，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制度化建设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两岸关系制度化，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两岸双方政治上的共同需要，当然也是两岸民间社会的共同呼声。 　　1、当前两岸关系制度化建设的缺失。1949年至1979年两岸军事冲突与政治对峙的30年中，两岸之间只有军事与政治对峙，事实上没有往来“关系”。1979年后，中国大陆对台采取开放的交流政策，但台湾当局在“不接触”、“不谈判”与“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原则下拒绝与大陆往来。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经第三地返回大陆探亲后，两岸民间往来日益增多，但官方依然没有接触，更谈不上“制度化”。1990年作为台湾官方的“白手套”海基会成立后，次年大陆成立海协会，并在1992年10月两会经过香港的会谈、达成后来称作“九二共识”的协商基础后，两岸才开始若干制度化的沟通与联系。当然，由于台湾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与“台独”势力的干扰，两岸之间的制度化建设时续时断，直到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任后，两岸两会之间的协商与谈判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轨道，两岸之间各方面的制度化建设也才得以展开。但无论如何，两岸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