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新华日报热心帮助读者一桩感人事.docVIP

五十年前新华日报热心帮助读者一桩感人事 　　那是1955年暑假期间发生的事。当时我在南京《新华日报》担任社长室总编办公室秘书。当时的报社没有设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一职，报社的大部分行政、业务和接待工作都由社长室总编办公室秘书负责联系、组织协调或代为参与。 　　1955年夏秋之际，毛泽东亲写按语开展文艺界“反胡风集团”斗争后，紧接着就开展了全面的“肃反”运动。原国民党设在南京的“中央军事学院”，其时已改名为“南京军事学院”，因校内一部分教员是原国民党军官或军事专家、教授的缘故，此时成为“肃反”运动的重点。 　　由于“肃反”运动的开展，军事学院没有放假，但一般中小学校暑假则照常。大概8月15日约11时左右，传达室打电话给我说，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妇，声称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有要事要见总编辑。我向总编辑高斯报告了这件事。他正忙于写一篇社论，当晚要送省委审稿，实在抽不出时间去接待，就嘱我代他去一楼接待室会见这两位客人。 　　我立即回电给传达室，请其将客人安排在小接待室。 　　当我走进接待室，只见一对穿着整洁的中年夫妇，正在小接待室沙发上坐着。我一边忙着给他们倒茶，一边悄悄地看了看来访者，男的身穿米黄色卡其布中山装，女的是米白色列宁装，脚上都是穿的普通皮凉鞋，显得朴素而大方。我把茶水分别端上后，就在对面沙发上坐了下来，先向他们说明了总编辑正忙于写重要文稿，抽不出时间来，由我代为接待。他们若是对我们报纸宣传方面有什么意见或对报社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转告于我，我一定及时转达汇报。其后我便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我是总编室秘书。当时他俩也都通报了姓名，并告知我他们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说了他们女儿的名字，我都作了记录，但时间太久远了，现在已经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这样开诚布公向他们介绍以后，他俩似乎放心了许多。那位男士首先介绍说，自己是军院教员，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教官，老家在四川。这次“肃反”运动开展后，天天学习，很紧张而且不许请假。南京各小学放假时，运动已经开始，原先来南京的岳父母，看到他们整天忙于学???，顾不上外孙女儿，就把孩子带到重庆过暑假了。现在快开学了，他们又不能请假，姥姥他们年事已高，不能再帮着送外孙女回南京。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想到新华日报，想请党报想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他又说：“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军界工作，是新华日报的老读者……”坐在一旁的女同志边流泪边补充说，她的兄弟姊妹都不在重庆工作，父母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几天她为女儿回南京之事急得无法入眠，恳请报社总编帮帮忙。 　　我听了这对夫妇的诉说，心里很同情，但这种事情从来没遇上，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先安慰他们一番，并表示一定向社长和总编等领导汇报，下午或第二天给他们回音；请他们留下地址与电话号码。当时我想起了前辈邹韬奋办《生活日报》和《生活周刊》时热心为读者服务的许多感人事例，也想起了解放初《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后为南京读者贴心服务做的许多好事。因此，尽管我送他们走时，对他们所倾诉的困难也是一筹莫展，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社长吴镇、总编高斯会同情这对读者夫妇的困难处境，并尽可能设法给予帮助的。 　　我看着这对中年夫妇出大门走远了，才回转身，这时已是中午12点多了。 　　当天下午上班，我把中午接待的这件事先向总编辑高斯作了汇报，高斯听后要我立即向社长吴镇汇报。他们认为读者有困难，党报应该急读者之急，想读者之想，尽可能为读者解决困难。邹韬奋先生办理的《生活日报》及《生活周刊》就提出为读者服务无小事，他也因而在读者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现在我们有条件，就更要把读者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全力设法帮助解决。 　　可是，如果要报社派专人去重庆接孩子回宁上学也是不现实的。后来还是领导给出了一个建议，既然我们是新闻单位，也就只有通过兄弟新闻单位，大家共同协作，才能帮助这对军院教员夫妇解决女儿从重庆安全返还南京的问题。我们先通过电话与重庆新华日报社（那时属西南局党报，后来西南局撤销，改为《重庆日报》，为市委机关报）联系，由重庆方面托长江航运公司安排这个女孩乘轮船至武汉。再请武汉《长江日报》（当时是中南局党报）联系接待，由武汉《长江日报》代买火车票送上火车，交给列车长或列车员照应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最后由我们报社派车与其父母接站。这个方案经总编辑高斯同意，由我通过电话，在三地新闻同行（三家报社总编室）间联系，终于在两家兄弟报社的支持和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这个特殊的接送任务。 　　记得这个女孩到南京后，告诉我们，她经重庆《新华日报》同志送上至武汉的轮船后，途中四五天得到船长、轮班长、服务员的悉心关照，呵护有加。武汉《长江日报》按约定从船上接出女孩后，让她在报社招待所休息住宿，第二天专门派车，由一位女同志陪女孩在武昌、汉口、汉阳等地游玩，第三天才把她送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