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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两院”工作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开展监督，是人大与“两院”关系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从权属、赋权、行使和制约四个方面，明确了我国司法权的运行框架，同时赋予人大履行国家权力机关对“两院”的监督权，以监督和支持“两院”正确行使司法权，确保“两院”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充分行使好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权和法定责任。 　　人大的监督，在总体上要把握“两院”工作是否坚持了“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是否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以公平正义为依归，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和最高的价值追求。而追求司法公正，则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必须站在法治的立场上，依法判断和处理周遭一切人和事，其特征是尊崇法律、遵守程序、尊重权利、遵循规律。下面从法律观念层面，就人大监督“两院”工作时，需要关注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一梳理。 　　1、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前不久，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了一篇“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论文，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论点。他说：错放一个坏人，天塌不下来。但错判一个好人，尤其是错杀一个好人，天就塌下来了。这个观点符合“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和尊重、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实际上，这涉及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程序公正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为程序仅仅是为实体服务的，只要实体结果可定，程序正确与否无伤大雅。浙江法院刚平反的陈建阳等5人抢劫案，便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这是在1995年发生的抢劫并杀害出租车女司机的案件，当时判了4个死缓、1个无期。如今血指纹对上了，真凶项生源终于被抓住了。5名蒙冤者虽已平反但已经被关了18年。冤假错案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轻视程序公正，导致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湖南滕兴善杀人案、云南陈金昌抢劫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接踵而至。他们有的被判了死刑并且被执行了死刑，有的被判了死缓，都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都是在真凶出现或被害人“复活”之后，其冤情方得昭雪。由此可见，程序公正并不仅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公正以其公开、透明、民主、平等、中立等特性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程序公正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凡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即使是客观真实的，也必须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不得采用。这便是“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否则，现代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会源源不绝。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而程序公正是绝对的。为此，我们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人大在监督“两院”工作时，不仅要注重实体公正，更要注重程序公正。 　　2、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两院”办案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何认定这个“事实”，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思维的方法。客观事实是指客观发生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法律事实，简单地说，就是以公正的程序、查明的证据来证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它应当尽可能地接近于客观事实，但并不等于就是客观事实。“两院”办案、老百姓打官司，都必须凭证据说话。比如：张三确确实实借给李四10万元，然而没有借条也没证人，李四不肯还钱还昧着良心不承认。如从客观事实看，虽然不能证明，但确有借款的事实；而从法律事实看，张三口说无凭，缺乏证据，借款的事实便不能成立。所以，以事实为依据，其本质就是以证据为依据。那么，在双方都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又如何定案呢？刑事与民事不一样。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即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必须排除重大疑点，否则就不能定罪。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也就是要看哪一方证据的可靠性超过对方。如果一方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另一方，那么就以证明力高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所以，人大在监督“两院”办案是否公正时，必须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用证明标准作判断。 　　3、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两院”办案，要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不可偏废。其实这不是我们独有的观念，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本质上是应该统一，也是可以统一的。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两者不统一的情况。我们要知道：无视法律效果的所谓社会效果，是站不住脚的，那是人治，绝不是法治；而不讲社会效果的所谓法律效果，也是得不到公众认同的，那不是真正的法治。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