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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权力运作中缺失与整合 　　人大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权力，构成人大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的利益，这在宪法的总纲中已有明确的表述。因此人大权力运作得如何，直接关系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充分、有效地体现。多年来，人大权力运作在探索中不断向前推进，人们对人大工作的认知程度在逐年提升。但是，也要正视实际运作中的一些缺失，或多或少地造成人大权力运作中的虚置和疲软乏力，公众对人大工作的认可度和期望值受到影响。因此，依法履职——提振人大工作激情，彰显活力——真正取信于民，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 　　缺失列举之一：人大机构——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 　　中国人大组成人员之多、会议规模之大，创世界各国会议之最。根据国家法定数额，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达320万人。但专职组成人员之少、会期之短也是各国议会中所少见的，以全国人大为例，近3000名代表中，以全国人大工作为职业的不过5%，即使在其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60名左右的组成人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兼职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国外150个国家和地区的议会中，专职议员在500名以上的有12个；在100至499人之间的有72个；99人以下的75个。100人以下的主要是些小国家，我国13亿多人口，全国人大专职组成人员才160多人，按人口比例计算，可以说是世界最少的。就会期来说，世界上实行议会制的国家，议会会期一般每年3个月以上，有半数在半年以上。中国人大的会期，一般在半个月左右。就人大机关人员编制来说，纳入人大机关公职人员编制数，仅占编制总数的2%左右，相当于政府组成部门的一个工作局，在同级国家机关中也是最小的。以最小的机构，管理最大国家的最大的事物，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力不从心是在所难免的。故有人说“人大是牌子大、作用小，权力大、威力小，雷声大、雨点小，年龄大、脾气小”，就不足为怪了。 　　缺失列举之二：代表选举——表象的掩盖了实质的 　　代表选举制度直接关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政本质的实现程度，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产生是否具备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基础。近年来，人大代表这一职务的分???已经呈现出向“实权资源”“资本资源”“精英资源”集中的趋势；相对弱势阶层正从角逐中渐渐淡出，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反映渠道可能变得越来越窄。在我国几十年的选举实践中，一直注重代表的结构和比例，其根本的实施理由是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广泛性和优越性。但是，这种硬性要求按选举单位分配代表类型进行推荐、提名、选举的制度，在实施操作中已经表现出诸多局限。一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候选人的提名难以做到有效规范，实际上限制了投票者行使民主权利的自主性，也间接剥夺了其他公民的被选举权。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代表作为荣誉职务来安排，人大代表的社会角色与人大代表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很突出，人代会因此可能成为“劳模会”。二是代表知识结构失衡。由于领导干部代表和党员代表比例较多，主要局限在党政干部范围内，所以他们的知识层面、工作阅历、思维定势基本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难以构成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集体议决重大事项所需要的立体式智能结构，难以保证尽可能将最有参政热情和能力、最能维护选民利益的人选举出来，反而可能选出一大批看似具有代表性实际上难于履职的“政治陪衬”，人代会可能变成“干代会”。三是一线工人和农民比例偏低。强势力量幕后加入代表角色的角逐，导致“第一线代表”的构成被变相侵蚀。如乡镇领导干部成为了“农民代表”、厂长经理成为“工人代表”，科局长成为“知识分子代表”。这样，选举的技术安排掠夺了选举的价值追求，表象上的广泛性掩盖了实质上的狭窄性。 　　缺失列举之三：公权异化——个别的却又是易发的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但是人大并不独自行使国家权力，而是委托与授权其他国家机关行使部分权力。这种来自于国家的权力，我们称之为公权。公权异化，就是指执掌公权的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偏离了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目的，把权力变成了谋取个人或集体、部门利益的工具。公权异化的现实表现为：其一，公权私用。从立法这一层面上看，我国的立法基本是由相关执法部门提出法律草案，交由国家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其间虽然经过立法调研、会议审议等诸多程序，但仍然无法根除法律条文中的部门利益意识。因而，现行法律存在一些实质性的缺陷，少数法律甚至带有明显的公权私化特征。再从执法这一层面上看，各级国家机关在执行国家法律时，往往以自身利益决定执法取向，在执法过程中对执法出现偏差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考虑的不多，执法的随意性很大。其二，公权窃用。有的执掌公权的部门，为谋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狭隘的集团利益，将公权视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适用法律上为我所用，凡是与集团利益有冲突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