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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从认同性思维向反思性思维超越 　　在人大监督工作中，常委会的会议审议是中心环节。围绕会议审议，监督法规定了事前准备程序和事后督办程序，如会议审议之前，可以组织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大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会议审议之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等。可以说审议意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思想成果，是常委会组成人员思维活动的语言形态。作为思想成果和语言形态的审议意见，集中地体现着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思想的高度、思维的广度、思考的深度。人大监督工作要真正立足现实、着眼全局、收效长远，审议意见要真正达到成一家之言、成恒久之功，就要在形成审议意见的思想活动中，实现从认同性思维向反思性思维的超越。 　　（一） 　　从法律地位看，人大与“一府两院”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权责法律关系的设定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人大比“一府两院”必须具备优胜之处。比如看问题的视野更宽广、更全面，掌握的情况更准确、更翔实，民意的基础更牢靠、更深厚，考虑问题更深刻、更独到，人大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办理落实能取得积极效果等，否则人大与“一府两院”的这种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就缺少合理性，也就是说，“一府两院”凭什么服从人大的决定，凭什么对人大的“审议意见”必须认真研究办理并答复。如果仅凭法律规定和体制上的设计，这种合理性是不充足的。人大监督之所以处境尴尬，就在于人大比“一府两院”的这种优胜之处还不具备或者还没有完全具备，“一府两院”何以必须执行人大决定、研究办理人大“审议意见”的现实根据尚不充足。在此试举三项： 　　（一）人大就监督事项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并不比“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更全面、更翔实。人大对“一府两院”某方面的专项工作、某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往往是在监督议题确定之后、常委会会议审议之前，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或者委员、代表开展一次专项调研或视察，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选几个工程项目或点实地察看，走访几个基层代表或者群众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召开一个总结会或者座谈会讨论汇总，作出一些评价、提出几个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几条建议和措施。可以看出人大就监督事项了解情况和掌握资料的方式是突击性的、一次性的，并且听取工作汇报、看点看项目、进厂矿企业车间、农户走访，选择的随机性、印象的片面性、感受的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而“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专业从事此项工作，全程参与工作进展，直接与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打交道，它们了解情况和积累资料的方式是直接的、持续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本部门的工作情况自己最清楚，同时他们对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情况比之人大更熟悉、了解更全面。因此，人大就监督事项在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资料方面并不比“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有优胜性。 　　（二）人大对监督事项有关问题的考虑不见得比“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更深刻、更长远。“没有感性的思维是空的，没有概念的思维是盲的。”从思维运动的规律来说，人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从表象到概念再到思想。而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积累全面而丰富的感性情况和资料。由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不具备“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执法人员那样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实践经验和发现问题的眼光，行政、司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来说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人大通过调研和视察了解的情况、掌握的资料，是随机的，片面的，仅凭这些情况和资料且用非专业的眼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监督事项的把握多停留在表象思维和经验常识的较低层次上，难以达到对事物的概念把握。而表象思维和经验常识具有模糊性、多变性和非本质性，不具有概念把握的具体规定性和本质性，所以在思维上的盲点也就难以避免。与此相对应，“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长期从事某一个方面的工作，对该项工作占有比人大丰富得多的情况和资料，长期的专业训练，长期的沉浸思考，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实现由表象把握达到概念把握，并形成自己的专业判断和思想，这是无可否认的。只是这样的专业判断和思想易于受到部门形象、利益考虑等方面的遮蔽罢了。 　　（三）人大监督提出的审议意见还不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收长远之效。由于人大就监督事项获得信息、专业背景和思考问题方式上的局限，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审议意见在深刻性、独到性上往往差强人意，比较平庸和一般，深层的看法、透彻的思想、新颖的见解比较少见。有的调研、视察报告基本上就是部门工作汇报的另一种表述，即使事先不做调研和视察也可以闭门炮制出来；有的提出的审议意见和建议站在部门利益的立场上，为其争政策规定和项目资金、争机构规格和人员编制；有的提出的审议意见和建议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