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南开.docVIP

以前南开 　　提倡公民教育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为“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公民教育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那时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展开讨论。 　　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曾受邀演讲。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热衷时事辩论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还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终将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这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的，也有关心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风，一样穿校服，一样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他回忆说：“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全面的训练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一篇文章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