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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话礼贤下士陈毅 　　出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初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可谓重任在肩。他的工作千头万绪，渡江后战事进展迅速，乃至超过了预定计划，铁路、公路运输跟不上，城市接管干部不够用，士兵入城纪律不够全面和深入，以及残敌的干扰和破坏，等等。然而，陈毅指挥若定，不久便让全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在大上海演绎出的一幕幕活剧。 　　1949年5月，陈毅率军开往上海之前，就明确地宣布：解放军的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于是，在后方的苏南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他召开了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表现出的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陈毅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在进入上海以前）的情况：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为此，陈毅明确宣布了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纪律：“1.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2.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3.入城时要尽量作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4.外交问题……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陈毅入城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许多重要集会：6月2日，上海产业界座谈会；5日，上海文化界座谈会；9日，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会上，陈毅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19日，中国技术协会；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他还出席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又参加了医务工作者会议等。他还十分关注上海众多学者和专家的情况，努力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方面的问题。 　　以最大的诚意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 　　上海刚刚解放，周恩来就曾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显然，上海的情况对于稳定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