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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心灵回归一种方式 　　周明全，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曲靖。绘画专业，文字职业。早年游荡在报刊，以散文、随笔为主，宣泄着青春期的愤懑。2012年4月起转而从事文学批评，一年多来写下三十余万字的文学评论，先后刊发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创作与评论》《扬子江评论》《百家评论》《文学自由谈》《小说选刊》《传记文学》《浙江作家》《西湖》《大家》《青春》《滇池》《都市》《文艺报》《文学报》《春城晚报》等。出版评论集《隐藏的锋芒》。 　　“流浪是人的一种命运，漂泊是最高形式的人生。生命始终在赶路，精神总是被自我或外部世界放逐，人的精神总是以生活在别处作为基本存在状态，家园意识成为了作家永远走不出的精神乐土。” ① 对家园的思念是每一个现代作家难以割舍的情感。 帕蒂古丽的散文是她“嫁到天堂”二十多年后回眸故乡，满含眷念的心灵之作，是她写给家乡的地域情书。“好的散文，除了文字语境等等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人本第一。” ②她的散文不仅仅是“首次以一个维吾尔族作家的身份，撩开新疆一个多民族共居村庄的面纱”（刘亮程评价语）。而更为本真的内核是这部非虚构类的散文集以描写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老沙湾镇的大梁坡村为叙事平台，展现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等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存，和睦相处。 　　一 　　帕蒂古丽生于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贫困、苦难，也不缺快乐的童年、花季年华都留在了新疆的心脏中。那个时候，虽然穷得到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就窘迫到让爹爹哀叹“剩下的日子拿啥过”（《旧事情》）。但贫困的日子里，“我们朝着村庄走，日头也跟着我们回大梁坡，日头肯定喜欢呆在大梁坡。”（《担着日回家》）。在《羊儿替我交学费》中，帕蒂古丽成为83届农镇中学唯一考上大学的维吾尔族女孩，不幸的是，就在她兰州商学院财会系毕业后，还没来得及卖掉那几麻袋棉花，“一生命途多舛的父亲，最终没能‘衣锦 　　还乡’。在63岁那一年的暮春，他被几层薄薄的白纱布裹着，躺进了大梁坡乍暖??寒的土地……”（《我的父亲伊布拉音》），工作后，“我把棉花袋装在拉石头的拖斗车里，然后跟母亲、弟弟和妹妹坐在棉花袋旁，任拖斗车把我们一家像搬运石头一样搬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天堂的棉花》）。 　　帕蒂古丽对出生地大梁坡的追念，是离开大梁坡到矗立在西北边陲的、离哈萨克斯坦边境只有八公里的红楼就埋下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新疆《塔城报》做记者时，就喜欢写诗的她，在《塔城报》发的第一首诗，就是写远在塔城思念大梁坡。大梁坡从那个时候起，就是帕蒂古丽的精神坐标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点。此后在新疆生活的数年，她在《中国西部文学》、《民族作家》、《伊犁河》等发的不少诗和散文诗，写的都是有着大梁坡痕迹的思乡题材。 　　本以为一生嫁给了红楼的帕蒂古丽，却不知“我是红楼离散的花瓣，无奈中远走他乡”。（《生命是一种散失》） 那些年，父亲在大梁坡去世，紧接着母亲从她身边走失，家散了，弟弟妹妹被命运拖着，朝各自的方向散去。那个时候，故乡给她的感觉不是聚，而是散，家人各奔东西，离多聚少，她守在原地，觉得那里变成了一个父母痛失、家人离散的伤心之地，这一切让她感觉到无法忍受那种生命的散失，无奈中“我出远们之前花了十元钱算了一命，那个老头拿走了我的午饭钱，只丢给我一几句话，往有水的地方去。”（《分裂》）。帕蒂古丽1993年离开新疆到内地闯荡，1996终于寻着“有水的地方”漂泊到了浙江宁波，在余姚一媒体工作至今，同时把家安在余姚。 　　“嫁到天堂”后，帕蒂古丽被余姚深厚的文化积淀吸引，沉迷于王阳明的《思归乡赋》、《瘗旅文》，在破译河姆渡远古人类七千年密码中，获得莫大的精神享受，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找到了暂时回归精神家园的感觉。但对故土大梁坡的情感，并没有因为“嫁到天堂”而淡漠，也没有因为暂时的回归而疏远，而是离得越久越浓，远离越久记忆越清晰。离开故土，让她真正感受到家乡的好。“因工作的缘故，她更多地接触到江南文化，并且学会了唱姚剧，但这也勾起了她对新疆歌舞的思念，一有机会，她就将新疆歌舞展现在大家面前。生活中的点滴，都会让她想起家乡的烤馕、羊肉，以及大漠的风和赶着毛驴车穿行在沙漠里的情景。” ③ 　　帕蒂古丽喜欢用写作的方式，来表达思乡情结，让笔在纸上亲吻缠绵；喜欢让血液奔涌在手指尖，那种快感是电脑打字无法代替的，特别是写家乡的散文。写思乡的文字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9年以来，便将自己写给家乡的情书陆续刊发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民族文学》《上海文学》《散文选刊》等全国各地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 　　个人经历的回望，让帕蒂古丽正视自己和过去一直不敢正视的东西，是文学给了她这份勇气，是写作让她拥有了本该拥有，却一直被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