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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问题历史足迹 　　“中国梦”可望与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岛国，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自印尼争取独立以降，当地华人对印尼就有不少贡献。虽然华人分属不同政治党派与思想流派，但在战场及外交上，都实际参与独立建国。冷战时期，两极竞争导致印尼与中国关系的重大变化。事实上，印尼的“华人”问题始终是印尼看待“中国”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前如此，在当前中国崛起及“中国梦”散播之际，华人社会影响力随之重振，更值得密切注意。 　　中华、中国、华人 　　一切可从“中华”、“中国”、“华人”三个身份概念在印尼的命运说起。早年印尼社会没有“华人”这个身分，印尼人与荷兰政府只知“中国人”称谓。即便今日，土著社会仍然没有“华人”之称。只有华人才称自己是“华人”，但在印尼各岛的华人社区对“华人”这个身分常有不同认知。在爪哇岛，当地“华组”多半不会中国方言，所以称呼自己是Suku Tionghoa“中华族”；在南与北苏门达腊，华人自称Teng Lang（福建语：唐人）；而在西加里曼丹，当地华人也自称唐人；土著则称华人Orang Cin（“清人”）。1998年5月排华事件发生后，政局进入新阶段。瓦希德总统上任后，改回中华称谓。这些称谓在日用与官方训令中的反覆，深刻反映出了印-中-华关系的变迁。 　　华人的贡献不只在争取印尼独立中，在1930年反抗荷兰政府的政治运动里，主张反殖民主义的华人亦扮有重要角色。彼时当地华人分为三派：第一派倾向对祖国的认同，认为自己永远是中国人，必须效忠祖国；第二派倾向支持殖民政府，选择合作，接受殖民教育；第三派则支持印尼的民族运动，认为自己是具有种族身分的印尼社会的一分子。 　　华人政治与思想的复杂性导致了土著对华人的看法不一。尤其在荷兰统治时期，当局划分印尼人、华人和欧洲人的社会地位，并将他们的住地分开，荷兰政府且常引起种族纷争。种族斗争与排华运动在苏加诺时期也常发生，因为当时华人还有政治影响力，且苏加诺总统采取亲华政策，一些亲西方势力藉此建构排华理念。到苏哈托总统时期，华人??全丧失政治地位，这时排华的动机转为经济以及宗教因素，因华人只能在经济领域活跃，结果华人被视为经济统治者。在宗教方面，华人多为基督徒与儒教徒，与印尼各省的伊斯兰教徒常有冲突，而当时军方利用宗教矛盾巩固势力的策略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华人身份介乎印尼与中国之间，还跟二战时日本占领印尼的政策及印尼精英的独立策略有关。日本在1942年1月10日进入印尼，当时苏加诺仍被荷兰政府监禁于东努沙登加拉省。部分土著视日本侵略为荷兰殖民的结束，在日本军释放了苏加诺后，印尼民族主义有所发展。日本为寻求与苏加诺等人的合作，宣称日后保证印尼独立。因此，苏加诺还曾与日本设立一个相互合作的“三A组织”（Organisasi Tiga A），号召日本领导亚洲。同时，日本任命包括苏加诺在内的印尼四大领导者，成立名为“人民力量中心”（PUTERA）的组织，宣传日本的帝国政策。由于中国本土是日本二战时最艰难的战场，亚洲抗日也以中国人最投入，战时复杂的东亚民族历史关系，自然对战后各国独立及其与中、美、苏、日诸强间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内的外国人” 　　苏加诺时期的印尼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苏加诺与其他民族主义者都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影响。孙中山的思想经由一些中国人带进印尼，并深刻影响了印尼年轻人。苏加诺时代虽没有正式的华人政党，但是有华人入阁为官。在政治方面，苏加诺提出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在1955成功召开亚非会议，鼓励当时的亚非国家从事反殖运动。苏加诺也重申印尼是东南亚最主要的国家，应做东南亚的领导者，所以必须与其他亚洲大国保持友好，其一当然是新中国。印尼乃在1950年与中国建交，且在冷战初期比较倾向泛社会主义的国家。但1965年9月30日发生的军事政变，使苏加诺被推翻，取代他的苏哈托中将在美国的支持下，终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印尼国内开始出现反共与反华运动。 　　当1965年马来西亚成为联合国的暂时会员国时，印尼一度退出联合国，筹备建立“新兴势力会议”（Conference of New Emerging Forces-CONEFO）。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在联合国，北京宣称支持并希望新兴势力会议能够代表贫困与第三世界国家，于是“雅加达-北京-平壤轴心”（Jakarta-Peking-Pyongyang Axis）俨然成形。回顾上世纪60年代的印尼政治有三大派系：军方、共产党，及苏加诺总统本人的势力。北京政府与苏加诺的关系造成军方不安，但苏加诺的权力以及反殖民立场，让军方无法分化他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过自从成功镇压苏门达腊和苏拉威西在1958年的分裂活动后，军方也越来越强硬。930事件爆发，苏哈托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