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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历史光晕 　　印片条上，有太多的东西想要抹去 　　2011年4月，笔者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参观《墨西哥行李箱》摄影展（根据罗伯特·卡帕、格尔达·塔罗和大卫·西摩失踪半个多世纪的西班牙内战胶片整理而成）时注意到，除了装胶卷的行李箱和照片之外，展厅内还配置了一些小物件—放大镜。因为ICP不仅展出了照片，还将部分胶卷印出小样（做成印片条），让观众看到某张展览照片的前面和后面，摄影家都拍了什么、怎么拍的、当时环境如何，很多观众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细读印片条上的小图，十分着迷。 　　印片条受青睐，并非从这个展览始。1970年代就有使用摄影手段的艺术家，为了好玩儿，将印片条与照片一起展出；最近10年，印片小样已成为影展和摄影史研究的新宠，有时成为主体。2003年，《黛安·阿勃丝：新发现》（Diane Arbus： Revelations）展览中，印片小样成为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马克·吕布在巴黎的回顾展，收入了他的一些著名照片的印片条。2006年，联系图片社庆祝成立30周年的《30年，30人》回顾展，也将安妮·莱布维茨、大卫·伯耐特等人的印片条与照片一起展出。2008年，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1928-）在法国和意大利同时推出了根据自己照片的印片条编辑而成的摄影集《威廉·克莱因的印片条》（William Klein：Contacts），并将其收入2009年的回顾展。2012年5月在ICP闭幕的展览《玛格南的印片条》（Magnum Contact Sheets）可谓展览的顶峰：整个展览的半数是精制成与展览照片同大的印片条，前所未有地将“印片条时代”推到沉迷于数码影像的公众面前。 　　所谓印片条（国内也称印片小样或打样，1990年代在大城市一度流行），就是将一整卷或一个连续系列的底片，按顺序原大印在相纸上，摄影师可看到自己都拍了什么，整个过程如何进行，选哪些照片发稿或放大。在胶片时代，它提供了摄影师“建构”每张照片的完整过程；如果某张名作恰巧是其中的一张，这些印片条就是完整呈现该名作构建过程的“上下文”。因此，印片条就像画家的速写簿，记录着艺术家的思考和手迹，以及失误、走入死胡同，然后又柳暗花明的过程。阅读印片条，实际上是一种私密行为。“印片条就是证明我有失误的证据，”摄影家毕文·戴维斯（Bevan Davies） 说，“当时也许我该朝这边或那边挪两步，或在光线稍变时再拍。印片条帮你了解摄影难在何处。”对阅读印片条和看摄影展览、读摄影集的不同感受，卡蒂埃-布勒松有个十分生动的说法：“看展览、读摄影集，好比发请柬请人吃正餐；而请人看印片条，就好比请客人将鼻子伸到咖啡壶里或煎锅里，甚至是杵到垃圾桶里，里面装满了刚削完的土豆皮……印片条上，你想抹掉和掩饰的东西太多了。”① 　　因为“想抹掉和掩饰的东西太多”，使那些最杰出的摄影家对展示自己的印片条也发憷。“读印片条时，我一般都相当失望—你期盼总是很高，也总是实现不了。”② 玛格南摄影师埃利奥特·厄威特（Elliot Erwitt，1928-）如是说；另一位玛格南摄影师大卫·阿兰·哈维（David Allan Harvey，1944-）的感受差不多：“我可不想看自己都拍了些什么东西，如果非看不可，就尽量往后拖……因为我知道失望总是难免的。”③ 大师们的平庸在印片条上一览无余，对读者而言就有一种“解魅”和娱乐功能：哈哈，大师的片子也很烂嘛，你看看，他们想拍的东西跟他们实际拍到的东西99%都不一样，我们的差距只在于他抓住了那1%，而我没能抓住而已啊。 　　玛格南与“印片条时代” 　　直到2000年，申请加入玛格南图片社的年轻摄影师除了作品之外，还被要求提交相关胶卷的印片条—这个规矩是卡蒂埃-布勒松定的，坚持了近50年。卡蒂埃-布勒松对印片条的着迷是出名的，玛格南摄影师何奈·布里（Rene Burri，1932-）回忆说：“他看印片条简直像一种舞蹈，因为他总是把印片条翻来覆去地看，而且倒过来看。奇怪的是，他不愿意看照片！”④ 　　卡蒂埃-布勒松宁看印片条不看照片，自有他的道理：相比于精彩的单幅照片，印片条更能看出一个摄影师的思维，看到摄影师的拍摄习惯。而初入玛格南的年轻摄影师，往往是先从读印片条开始学习。1965年加入玛格南的英国摄影师大卫·贺恩（David Hurn，1934-）有个回忆：“初入玛格南，我从卡蒂埃-布勒松、马克·吕布、何奈·布里、埃利奥特·厄威特等人的印片条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在巴黎福布日·圣奥诺雷的办公室里，我一夜一夜地连着看，那是真正的视觉盛宴！”⑤ 　　人们通过印片条了解摄影过程、选择和编辑照片，大致始于1930年代。这种习惯的形成，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徕卡35毫米小型相机的发明和大量使用。该型相机1925年投入市场，到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