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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掘楚商后发优势 　　核心提示：楚商一方面要反思、要批判、要自省，另一方面也应该从自身的特点中找出独到之处，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后发先制”。 　　《支点》记者 周呈思 罗乐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再生活力，商帮则是民营企业的集合。 　　作为中国本土特殊的经济形态，商帮的发展对于经济、文化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从茶古马道到丝绸之路，商帮为中国经济发展史篆刻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细察楚地沿革，工商传统厚重。这里有巨贾鄂君启、“商祖”范蠡，这里同样是徽商、晋商等著名商派的重要发展地。 　　时至近代，楚地又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东方芝加哥”美称誉满四海。 　　但是，浓厚的历史底蕴并未造就楚商的辉煌，楚商的复兴之路究竟在何方？ 　　首期“思享家圆桌”，本刊请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所长、湖北商人和商业史研究专家徐凯希， 广东湖北商会会长、利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黎明，内蒙古湖北商会会长、内蒙古晟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常付田，，以及上海湖北商会会长、延华智能董事长胡黎明，为我们深刻解读楚商精神。 　　商帮文化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话题，并不只关乎某个商业群体的成败兴衰或某种管理制度的优胜劣汰。 　　《支点》：晋商“诚信进取”，徽商“见利思义、爱国救民”，那么楚商精神是什么？它的特征有哪些？ 　　江黎明：湖北自古人杰地灵，经济富裕，是天下粮仓，也有陶朱公这样的大商家。虽然湖北的天时、地利以及历史背景，都十分适合商帮的成长，但是湖北的商人，没有共同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楚商实际并未成型。 　　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商，以“抱团”、“共同进退”、“铁钢板一块”“里面鬼打鬼、外面滴水不进”著称，而提到粤商，人们就会想到“低调务实”。 　　可提到湖北人呢？就只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本意上说，九头鸟是具有智慧的神鸟，但是在形容湖北人时，就成了精明、算计、狡猾，这本不应该是湖北商人的共性与特征。 　　所以，对于楚商精神，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树立湖北商人的新精神、新形象，政府应该牵头，组织学者、在鄂商人以及外地的楚商，共同提炼楚商精神的优秀特质，并予以传播交流，最终才能形成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楚商精神。 　　常付田：湖北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大气，在全国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而且，湖北人不仅有“聪明”，而且有“智慧”，遇事思考全面，凡事三思而后行。其实，在很多地区的商帮中，都有湖北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另外，湖北人绝对勤劳，楚国有“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历史，也培养了楚人坚忍不拔的草根精神。所以，湖北人只要走出去，生命力都非常强。 　　虽然楚商有一些好的特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不足。湖北人内部感觉并不团结，但楚商精神的树立，不能没有合作。同时，在树立楚商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留优势，倡导做强弱势，这样才能够将楚商精神进行良好的提炼与发扬。 　　徐凯希：楚商精神不能够“以汉代楚”，虽然汉商对于楚商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楚商。在沙市、宜昌、樊城，地方商会中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东西。在汉口，客商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但在二级市场，湖北本地人则更有实力，是研究楚商不可忽略的部分。 　　汉口的被动开埠是近代楚商兴起之源，一汪水乡渐渐形成了“九省通衢”，张之洞则是近代中部地区工商业繁荣的总导演。 　　《支点》 ：为什么湖北很早就重新排列“士农工商”的顺序，却没有形成至今在全国仍叫得响的商帮文化？“中国之心”的地理优势为何没有推动楚商像徽商、浙商、晋商等商帮那样扎堆式的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 　　徐凯希：湖北的地理优势，更多的带来了“官办”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张之洞在湖北十几年，对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和社会的近代化功不可没，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督，在湖广18年，创办的企业造成了“官强民弱”的局面。 　　纵观湖北近代建设，每一轮发展都十分依赖国家投资，而当民间资本希望进驻时，却发现许多领域已经被“官办”覆盖，在本土尚且无法立足，又何谈“走出去”？ 　　同时，楚商文化的缺失，一方面由于明清楚商的确没有太大作为，另一方面，我们对楚商的研究有些“厚古薄今”，动不动就爱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 　　其实，在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楚商帮派——黄帮。这是一个把湖北和四川联系起来的家族企业，他们通过近百年的家族亲情牵系，开辟了四川和湖北的贸易。 　　黄帮棉商主要控制湖北的棉花市场，在湖北建立主要的销售网络收购棉花。1927年，湖北大革命初期，黄帮棉商调集了其在上海的资本1500万两白银，到湖北投资房地产。当时，“四大家”在武汉购置了千栋房产，同时还包括第一纱厂的股票，是当时湖北的第一号资本家。 　　胡黎明：虽然楚商没有形成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