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中“群众”心理.docVIP

政治变革中“群众”心理 　　无论是法国人勒庞，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还是美国人霍弗，这些政治心理学的先知都揭秘过这一点：假如一个社会要实现某种宏图大业，那么，唤起和利用“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是不可少的。 　　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甚至查韦斯曾经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一切，皆是如此。 　　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结构，本能地害怕点燃普罗大众身上的“热情或激情”，就如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资本家老爷”们所肝胆俱裂那样，但具有伟大抱负的政治家或政治家群体，却从中看到希望。 　　改革是什么呢？它是介于保守和革命之间的一场变革，一个社会在脚踏实地地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 　　眼下紧迫的现实问题是：要超越于坚固的既得利益结构，改革者已不可能仅仅从具有保守性、自利性的官僚机构那儿得到支持，而是要“转型”成为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家，打通政治社会理想和群体心理之间的神秘通道。 政治家的舞台 　　从近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位于政治结构核心，或者想进入政治结构核心的人物，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无以计数的一堆人的存在，哪怕并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这堆人就是“群众”。 　　这也是从勒庞开始，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敏锐的观察者的发现——他们发现，几乎和现代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起步一道，群众突然从历史的黑暗中冒了出来，昂首阔步地向前方迈进。 　　而掌握群众的心理，几乎就是一种“政治巫术”。群众心理的利用，早已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几百年来，它或使革命获得成功，或使法西斯主义上台，或使各殖民地得以独立，或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得以顺利推进。无论是否把群众视为一帮“乌合之众”，根本就不可能假装没有群众心理影响政治进程这回事。 　　人群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存在，但“群众”却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在古代，哪儿都有一堆人，但这堆人都归属于诸如城邦、公社、宗族之类的大大小小共同体，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没什么“个人”的概念。 　　近代以来，随着共同体的瓦解，以及“权利”观念的宣扬，“个人”的概念被造出来了。但后果却是，他成了一个与别的人分裂的社会原子，“共同体”不再是他心理上的庇护所。于是，在“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下，他又和别人重新结合。大家通过利益、信仰、理想、情绪等构成一个稳定或临时的心理共同体，也即“群众”。 　　古代的共同体成员可以不关心政治，但现代的“群众”不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权利和利益是他们的痛点和敏感点，而这是由政治分配的；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不利用他们的心理能量，明显成不了大事，这使他们哪怕被当成台下“沉默的大多数”，也不会按捺太久。 　　群众心理的介入，使近代以来的政治图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在剧烈的政治转型时期或国家里，群众心理的存在，构成了政治领袖产生的沃土。像拿破仑、列宁、林肯、毛泽东等，虽然政治理想不同，但都善于听懂人们内心的声音，而且一呼百应。 　　另一个画面，则是在政治结构已相对稳定的时期或国家里，各种政治理念，已经变成人们的日常观念，并且可以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的制度来达成——或者，政府、政党已控制住政治结构，个人的魅力相形暗淡，这样的时期或国家，卡里斯马型领袖退场，常态下的政治家则走到舞台的中央。 　　就是说，在这个画面里，没有一个政治家仅凭个人魅力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回事了，很多东西都已渗进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政治家更加需要焕发的是勇气、智慧、决断等美德。 　　无论奥巴马如何做，他已经不可能是第二个林肯，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运作，不会依赖“奥巴马”这个符号。但他碰到的问题，和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碰到的是一样的：要获得执政合法性，必须要民意支持；而要推进某个施政目标，遇到阻碍，也必须民意帮一把。 既不“精英”，也不“民粹” 　　今天，民众身上的“热情或激情”，包括愤怒、希望，一直在中国社会空间中弥漫，寻找着出口，对政治、社会结构，不时地冲击一下。 　　面对渴望公平，渴望没有腐败，渴望吃得上安全放心的食品，渴望拥有平等权利，渴望扩大政治参与的群众心理，该怎么办？ 勒庞：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图 / 吴皓 　　有两个极端是应当避免的。一个是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精英政治”，另一个是激进的“民粹政治”。 　　在民众迫切要求变革的国家，精英政治的恶果尽人皆知，曾经的南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独裁资本主义”即是如此。 　　比如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1年的苏哈托政府。在其任内，印尼经济得以大幅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几乎垄断了印尼最赚钱的行业。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掠夺没有受到其政府庇护的企业和民众。仅仅是他的家族，从其独裁统治所得到的收益就超过15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