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失去乐园.docVIP

挽救失去乐园 　　在英语里，“福利”是welfare，它是由well和fare两个词合成，意思是“好的生活”。但这会是永远的乐园吗？ 　　肥大裤子、脚踏大头皮鞋、头戴破礼帽、留着硬毛刷胡子，卓别林以这个特别装束的流浪汉形象，在1936年，带领世界观众走进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摩登时代》。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裕和便利，同时贫穷、伤残、失业、犯罪等日益严重的社会弊病，劳资冲突等社会矛盾大大加剧。 　　英国统计学家C·布思在《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1891～1903）》一书中提出，国家有责任通过抚养病人、老年人、残疾人及儿童，使他们摆脱就业竞争；有责任保障有生存能力者的生活。这成为国家应保障最低国民生活水平福利观念的起点。此后，英、德等国纷纷出台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然而，高福利背后的赤字危机也悄悄爬上西方政府的账单。 　　福利危机催生“政府购买” 　　20世纪70年代，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之后，西方财政遭受重创。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赤字攀升，各国纷纷进行大规模福利改革，开始走“第三条道路”——从“福利国家”走向“多元福利”，把市场与非营利的志愿性组织引入福利供给，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参与、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在当时的福利国家制度下，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由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来进行照顾的。这些政府机构一直为社会大众诟病为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 　　1979年，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伊始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改革，英国政府采取了新的“社区照顾”模式，即在基层社区建立各种私营的社会服务机构，然后政府经过竞投标的方式，购买他们的服务来照顾老年人、残疾人等等。这一举措拉开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大幕。 　　世纪之交，英国首相布莱尔再次出手，倡导社会企业，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目标，将政府向私营社会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的做法推而广之。于是，政府把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企业成为普遍化、??态化的制度安排。 　　英国并非一枝独秀，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市场主导型国家，非营利组织收入总额中来自政府公共部门的资源也占到其收入总额的3%。 　　政府购买服务在美国有个专用名词叫做“第三方治理”，无论是在联邦政府还是在各州政府都非常普遍。大量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都是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既包括非营利组织，还包括营利组织，该项举措是19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兴起的。原来政府都是购买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这等于是政府引入了竞争机制，对非营利组织是个很大的挑战。 　　社会福利首道防线 　　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质是在政府所需服务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中引入竞争，即从原来的独家提供改为多家公开招标竞争提供。 　　在这方面，英国再次走在前列。1990年，英国政府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服务。而在加拿大，政府也经常采用组织直接提出项目请求的方法。 　　2010年5月，英国代表保守党的卡梅伦政府执政，更加重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提出并启动了“大社会”计划。 　　“大社会”计划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功能下放到民间，涵盖教育、医疗、交通、安全、信息技术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具体做法包括：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地方政府、社区及志愿者转移；允许人们自己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处理住房、规划和教育问题；鼓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团体经营一些公共服务；政府建立一个“大社会银行”，以支持计划的顺利实施。 　　据统计，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其中约11%的公共服务合同由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执行。 　　“在香港，追溯福利服务提供的历史，是先有非营利组织，后有政府机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方敏生表示。在殖民统治期间，港英政府为了争取民意，对有民众基础的社会、宗教、乡绅团体很尊重，放手让非营利组织参与慈善、救济工作。由此，香港非营利组织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专业服务的自主性，这成为他们与政府议价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很多国家把非营利组织作为处理社会福利的第一道防线。欧洲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普遍有40%至70%来自公共财政资源，日本这一数据为4%，中国香港为70%至80%。这样，政府通过授权和分解责任，对人员实行聘任制或合同制，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行政问题，政府相应承担的职能减少，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服务效率明显提升，政府职能完成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表示，政府购买的服务包括两种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