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远方,无数人们,都和我有关.docVIP

无穷远方,无数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201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吕新雨教授发表讲话。以下为文字实录。）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1993年的初秋，不记得是否也象今天这样阳光温煦，只记得怀揣尚未捂热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证书，也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图书馆旁边的老文科楼二三两层，新闻学院所在地。当时的院长，丁淦林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堆满书报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从中文系来的，没有经过新闻训练，你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到媒体去实习，培养“新闻感”。于是，我怀揣着张骏德老师给我开的介绍信，开始闯入到上海电视台著名的“新闻透视”栏目组，跟随记者四处采访；几个月后，我又闯入“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开始跟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后来，则是中央电视台……并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合作，这是我对中国传媒业参与式田野调查的开始，这要归功于新闻学院的传统。由此，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也与中国的电视发展与新闻发展结合在一起。 　　1993年，当时复旦新闻学院的广电专业尚未建系，虽然我们广电专业1984年在全国率先创立，但是在我进入新闻学院的时候，广电系只有专业主任张骏德老师，光杆司令，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兵。现在张老师已经退休，我也成了广电系的老人，真是令人感慨。岁月匆匆，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也已经上大学了，可以在现场与大家坐在一起了。从那时到现在，广电系在各位老师的努力下，在全院的支持下，获得了新的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我来说，真正的起点却是在丁淦林老师的办公室开始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是不无痛苦地被迫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象牙塔里走出来，从所谓小资趣味里走出来，来面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的发展与变革，并从中寻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在这二十年中，我其实也是不断地回想和思考丁老师说的“新闻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学新闻的和做新闻研究的人来说，“新闻感”是最重要的？ 　　2011年9月，丁老师不幸去世。其亲属为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作为纪念文集。这本文集既是丁老师的个人学术史，也是新闻学院的发展史，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读完之后，才觉得真正触摸到一些他对“新闻感”的理解。在丁老师从教一生的经历看，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两件： 　　一件是与第一线新闻实践的有机联系。1954年他在复旦新闻系大四年级的时候，大实习去安徽的淮南记者站，到淮南煤矿采访，走遍了主要矿井，竖井、斜井，爬行到掌子面，每次下井要走一二十里，手脸皆黑。到淮河大水现场采访，亲眼目睹工人家属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让被淹的农民住，目睹穿着背心和短裤的几位干部在堤坝上讨论，其中一位是省委书记曾希圣。1957年，丁老师带学生在江苏徐州实习，下农村采访，和当地记者一样，背包里带着煎饼和咸菜，就着河水吃。睡到半夜，听到人大喊“水来了”，大家就一起转移到高地去，“的确很辛苦，有危险，但心无杂念”。丁老师，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他们这一辈新闻学研究的学人，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获得“新闻感”。而所谓“新闻感”就是对社会发展脉动的把握，就是保证新闻实践的第一线永远是其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这样，新闻与学术才能够生生不息。 　　另一件是丁老师对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与执着。丁老师回忆王中教授受到批判的时候，新闻学院的师生挺身而出，批评当时的《解放日报》：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丁老师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务实求真，在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接触、查找、寻访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注重调查研究，不搞清楚不罢休。这种正直与诚实的学术伦理，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这种精神，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代学人中传承下去。求真务实，它也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新闻业坚守的职业伦理。在丁老师的时代里，新闻系在陈望道先生的引领下，复旦大学最优秀的大师们都来到新闻系上课，群星璀璨，郭绍虞《语法修辞》、方令儒《大学语文》、周谷城、周予同《中国通史》、漆琪生《政治经济学》、胡曲园《辩证唯物主义》、贾植芳《苏俄文学》等等，我的导师蒋孔阳先生也曾到新闻系给本科生上课。今天，新闻学院本科二加二的通识教育体制的改革，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它要培养的应该是真正具有学术精神和学术视野的年轻一代新闻人才。 　　诚然，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与丁老师那一辈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了。甚至与二十年前也大为不同。二十年前，我坐公交车到电视台的栏目组，推开门就进去了。到新闻学院找各位老师，也是敲敲门就进去了。但是现在从电视台到新闻学院，到处都有门禁，没有许可不得进入。我读大学的时候，班上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今天，农村来的新同学已经很少了。前些天，童兵教授作为志德学院的院长迎接报到的新生，有人问，是否有家境不好的同学，他说一个也没看到，因为他问的同学们，都拥有手提电脑。 　　今天新闻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