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华夷”观念.docVIP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华夷”观念 　　[摘 要]“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而衍生出的思想。日本近世文人在“夷夏之争”的理论思辨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力图在中华思想的框架内，摒弃对于日本文化的自卑心理，树立日本也可为“中华”的独立意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华尊夷卑；自国意识；日本主义；东夷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83 — 02 　　一、“华尊夷卑”的思想心态 　　“华夷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使汉民族在与周边族群交往过程中产生一种优越感，并从而萌发出“华夷”分野的观念。“夏”“夷”最早是用来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本都不含蔑视之意，之后成为看低对方之语也是随着国家、地区间交往的加深而日久积淀的结果而已。 　　《春秋》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可算作是中国史籍对华夷观念的最初强调，并连同“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的观念一并显示出华夷之间存在的界限不但是地理上，更是文化上的。 　　这种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夷夏世界观也成为了处理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时的一种民族不平等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作为判断依据来将世界序列化，视己为中心，而其他为未开化之蛮夷。 　　中国意为“中心之国”，使用时意同“强大的我国”或“最文明的我国”；而古代越南、日本因为系统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又觉得自己相对独立，进而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家”和“最文明的国家”，同时也为“得沐教化”（学习到中华文明）而自豪，所以仿照中国本土也自称为“中国”。 这种世界观即便只是一种以自我中心的意识，但却长时间地影响了东亚各个区域，并且将一种“心理的压迫”植入东亚人的心中。 　　二、江户时期儒者们的课题 　　日本作为中华文化的接受国大量汲取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力量，但这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肯定也与源生于日本的先天性的情感因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感。所以，当作为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或形成世界观基础的“华夷”思想引入日本时，就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首先便是使日本成为这一概念下的“东夷”，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日本要把自己作为与“中华”相并列的国家来对待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对“华夷”思想的抵触。 　　江户初期的明清鼎革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这也成为华夷思想转化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一事件波到朝鲜、日本等东亚诸国的世界观、国家意识以及民族意识等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不仅使该时期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呈现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对同时代的东亚世界产生了思想文化脉络上的深刻影响，并引发了其变貌。”〔1〕而日本近世儒者所遭遇的就是使“华夷论”变容、解体的事实。 　　如何消除这种抵触，同样作为中国之“东国”的朝鲜似乎找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主张入主中原的清朝乃是夷狄，因而朝鲜才是天下唯一的“小中华”，以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继承人的身份来进行自我确认。而就日本而言，可以说明清鼎革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对本国之独特性认识的觉醒。然而与朝鲜相比，处于同一时期的日本显然并不具备相应的水平与自信，因此如何在传统的华夷（中华）思想的前提下进行自我证明与反抗就成为当时学者们的一个主要课题。 　　三、儒家理念下的“华夷”思想解读 　　中国历代王朝对东亚诸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册封体制”。支持这种册封体制的观念就是华夷思想。也就是说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央的文明国家（“中华”），四方的野蛮国家或者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通过从中国学来“礼”（文化）而步入文明。对于江户时期的儒者来说，如何接受被圣人之教看做是“东夷”的本国，以及如何解释华夷概念就成为一个深刻的问题。江户时期的思想家为了克服日本相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卑心理而进行了种种的理论思辩工作，这些思辨内容似可做如下分类： 　　1.在华夷思想的框架内主张作为“东夷”的日本之优秀 　　德川时代出现了出身平民的儒者，林罗山和林鹅峰代表了这个在日本政治和社会上新兴群体的开端。16世纪战国时代佛教地位下降之后，他们以讲习儒学为业。他们能够熟练地读写汉文，因而德川幕府依靠他们来了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局。 　　林罗山在解释《论语·子罕·14》中的“子欲居九夷”时以为孔子欲居住之“九夷”就是日本，并宣称日本是君子之国。〔2〕 　　熊泽蕃山对传统的“一元论中国观”提出了挑战，抽取掉“华夷秩序”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核，并在华夷秩序的前提下极力推崇日本。中国因是“天地之中央”而为中华，可为世界的宗主国。其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的“东夷”因文字相通而优秀，“东夷”中又以日本为最优，其原因就在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