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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关键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其中转变政府职能，又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但是长期以来，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屡屡强调转变政府职能，但又长期难以有效转变，甚至一度出现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造成资源错配、产能过剩的乱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彻底落实法治，总是将转变政府职能寄希望于权力的自我克制和收缩，但中外历史都早已证明，这种方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只有彻底落实依法治国，才能真正使政府转变职能，才能确保改革全面深化。 　　坚持依法行政才能转变政府职能 　　法治的要义在于牵制并驱策“权力”这头猛兽，使权力的运行趋利避害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同时又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显得至为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并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彻底贯彻《决定》的这些放权要求当然有利于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有利于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但是也应该看到，二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曾经明确提出“要按照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继续并尽早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要“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十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大体的意思一脉相承，但最终却都没有完全落实。 　　要真正落实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简政放权，政治动员短期可以立竿见影，但长期来看，唯有通过法治的手段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才是最优选项。法治的要义在于限制公权、保障公民权利。从根本制度上讲，就是通过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限权和放权），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权力与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分权）的方式来牵制并驱策“权力”这头猛兽，使权力的运行趋利避害。作为规定我国根本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和在宪法这个基石上产生的各项法律是实现限权、放权和分权的具体依据。要实现简政放权，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要尊重宪法的权利本位，遵守法律的各项规范，使政府公权行为法无授权即禁止，公民权利行为法不禁止即自由。惟其如此，才能杜绝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才能保证政府正确发挥自身的职能。这个尊重和遵守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特征要求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权力行为必须受到惩处，否则宪法和法律就失去了其规范意义，就会沦落为道德口号。因此《决定》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认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需要通过完善宪法、行政法的落实和司法适用，完善党内制度体系，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现代法治条件下对权力的制约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党在法治轨道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宪法、法律的司法适用需要司法体制的配套改革，过去那种实质上隶属于地方的司法体系已经难以发挥法律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规范作用，《决定》因此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样的改革步骤，表明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公权力的有序运行，不能单纯依赖官员的自觉自醒，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威慑，展现出大局画棋，小处落子，细点着力，循序渐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值得称道。《决定》还开创性地提出了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也是针对司法实践当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作出的回应，这表明中央力图扭转权大于法、公权力任意削减律师、公民权利的行为的意愿。 　　只有通过真正地落实法治，才能杜绝公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况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关进笼子。只有将权力真正关进了笼子，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释放经济活力关键是建设法治社会 　　市场本身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法治的缺失息息相关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交易完全脱离了熟人社会，交易双方基本是陌生人，市场交易规模和频率也是过去不可想象的，市场交易行为脱离了熟人社会的舆论管制，这样就极易产生各种欺诈以及各种假冒伪劣。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规制陌生人社会大量交易的制度，那就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