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善良和阳光底色.docVIP

王蒙善良和阳光底色 　　焕发热情的年代 　　中国人的命运，包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那些年，尤其是在1978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接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艺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筹备组决定在新侨饭店召开会议，为那些遭到错误批判的“毒草”作品（其中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恢复名誉。那时他正在北京搞文学创作，当筹备组通知他去新侨饭店参加会议的时候，说实话，把他吓了一跳，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那个会上他非常低调，只是在强调自己当年写作时很年轻，才21岁，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他说自己不是站在与人民敌对的立场上写作的。他不敢多说，他怕上当，怕又让人给“引蛇出洞”了。谁知，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头条播出了这条消息。当时王蒙的爱人还在新疆，她很兴奋，立即给王蒙写信，说中央已经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了，你已经平反了。与她的兴奋和激动相反，王蒙和那些在场的人倒很冷静，他们无法理解这个陡然的转变，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王蒙能够开始自己写作的时候，是在1979年以后了。其实他从1973年秋天就开始动笔，毫无疑问，他当时也想从农村的阶级斗争这个角度来写。这些东西他写起来也都很有情趣。但毕竟总体设计是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农村的反革命势力，也跳不出这个套来。1979年和1980年对王蒙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1979年底他就开始写《风筝飘带》和《海的梦》，到了1980年开始写《蝴蝶》还有《春之声》，他想这个时候的心情就比较放得开了。刚从新疆回来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六平方米的招待所里写作的。六平方米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是它的前面是一个盥洗室，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洗脸、刷牙，所以那个声音非常之大。它的后窗户是一个电视机，整个招待所就这一个电视机，可能有五十个人在看这个电视。而且夏天的天气又很热，所以他在那儿一个人穿着大裤衩，光着脊梁，完全是一种赤背在农村里割麦的感觉。当时真是特别的兴奋，王蒙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结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那种美好的心情真是让他至今难忘。 　　70年代末，一到北京，王蒙常常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在这些会上他认识了一批风华正茂、活力四射的人物，包括当时在北京改本子的白桦，安徽的张锲，北京的李陀，因话剧新作《丹心谱》而受到瞩目的作者苏叔阳等。 　　还有一件事他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相争。至今也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他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他的体会。他宁可不写一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绝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1979年10月30日，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开幕。他看到了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了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四届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大家，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无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第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 　　无论多么重要多么激情的大会，开完就开完了。紧接着对于他最重要的是分到了房子，地点就在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那时的前三门房子令人激动。四届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王蒙先是担任了《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文代会一批“归来作家”被东北一些省请去与读者见面，讲话中被认为有走火之处。王蒙专心于写作，谢辞了这一类邀请。这段时间是他写小说的一个高潮。1979年秋至1980年春，他写了《悠悠寸草心》、《难忘难记》、《表姐》等，还有第二个中篇《蝴蝶》。此外，他给《光明日报》、《十月》等还写了一些长篇大论的评论。用那个时候的词儿，他的这种写作叫做“井喷”，积压了20多年，终于井喷而出啦。 　　新疆“文革”中有一个吓死人的“要素”，三位地委书记在一起悄悄骂某位当时的领导人被举报，被当做“现行反革命”逮捕。其中一位死了，一位被批斗得精神错乱，另一位在“文革”后复原官职。老百姓对于官复原职后的他的架子与“待遇”有些说法。王蒙受此启发写了《悠悠寸草心》，此作被评选为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说客盈门》的产生比较特殊，一次几个作者在一起闲聊，其中的内容被他写了，而且刊登在1980年新年伊始的《人民日报》上，占了一个版。此后周扬同志多次对他说：“吕正操同志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人生的“测不准原理” 　　1982年初夏，有友人告诉王蒙，在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他深为震动不安。这年夏天，他和夫人自费悄悄地去了一趟北戴河，每人花几十块钱，坐市政公交车，住进了北戴河外国专家局疗养所。不是正式代表，但他还是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