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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困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限度及超越 　　摘 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困境的视域之下，对于理论的深度研究十分必要。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现代性困境和人的现代性困境，它们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限度、认同限度、情感限度和信仰限度。只有超越这四重限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得到有效推进。为此，必须以改善民生为契机消解社会的现代性困境、以人文关怀为导向消解人的现代性困境，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 　　关键词：现代性困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限度；超越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069-04 　　我们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代性是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现代性问题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理论话题。既然理论创新离不开新的研究视野，那么，引进现代性的概念和范式，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之下，对于理论的深度研究就十分必要。基于此，本文以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为视角，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对策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 　　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双重困境 　　在学术界，现代性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说。不过，透过不同的维度，可以看到现代性的诸般面相。譬如，从社会维度看，现代性是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从文化维度看，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和理性文化的设计与规划；从心理维度看，现代性是模棱两可的心理体验，等等。这就表明，现代性的概念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它“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1]概要地说，现代性表现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只强调其中某一个层面显然不能完整地理解现代性。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探索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式确立；第二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现代性的探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更具开拓性意义。但也正因为它的转变如此巨大，导致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原本“不在场的”的现代性问题逐渐转变为“在场”，我们不得不直面现代性的各种困境。就当前而言，中国的现代性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现代性困境和人的现代性困境。 　　（一）社会的现代性困境 　　社会的现代性困境是对当代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总体性诊断。这种诊断的依据在于，由于我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民生的改善，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社会和人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困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传统的社会现代性困境积累已久，难以消解。所谓传统的社会现代性困境，即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暴露却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现代性困境。诸如分配、医疗、房价、教育等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公现象，虽然引起了政府高度关注，但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二是突发性的社会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性质严重。这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带有突然性和风险性的现代性困境。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如果说“假鸡蛋”、“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故反映了资本的欺诈本性和行业的潜规则，那么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则折射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程度。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的维稳构成了巨大压力，它表明，中国的社会现代性困境，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2]总之，传统的和突发性的社会现代性困境相互缠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风险场”。如果治理不当或放任自流，这些社会风险及社会矛盾的井喷式爆发所引起的连锁性反应，必将威胁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二）人的现代性困境 　　所谓人的现代性困境，就是人在现代性境遇中遭际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人的现代性困境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发展出现了双重悖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斩断了前现代的封建羁绊，自由、平等、民主等经典现代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缺陷又把人置于拜物价值观的统治下，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物化的生存状态并受物的精神奴役。 　　拜物价值观亦即屈从于物的价值观，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拜物教的实质是人和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人把自己的创造物当作独立存在的超感觉的神灵加以崇拜。拜物教造成了人的物化，使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3]由此导致人由崇拜神灵转向为崇拜商品、货币和资本。结果，物成为衡量人之价值的根本标准，在物的世界醉生梦死成为许多人活着的最高追求。 　　物化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