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伦理特色.docVIP

论中国传统法律伦理特色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于夏商时代，至清末变法修律终结，历经四千多年，稳定的法律结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而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特色，其发展历程、主要表现、形成原因以及价值和对当代立法的借鉴意义，则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伦理法或儒家法。 　　【关键词】伦理 中国传统法律 儒家 家庭血缘 伦理法 　　即使是现在，中国的家庭血缘伦理关系和其他东西方国家比起来仍要浓厚得多。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使国人特别重视孝道仁义，将这一文化特色映射到治国必不可少的工具—法律上时，即表现为法律的伦理特色。除了当今世界盛行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外，和其他古老的法系相比，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一样，我国古代传统法律表现出自身独树一帜的伦理特色。笔者将在下文中围绕我国传统法律的这一特色展开论述。 　　催芽—独特的社会土壤 　　氏族家族社会。我国早期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带有早熟性，在由氏族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氏族不像西方那样随着国家的形成开始解体，而是在国家形成后保留了自己的存在。我国早期的国家往往由几个氏族或部落组成，家族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变得更加强韧。在古希腊，公元前六世纪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中取消了四个血缘部落的划分，取而代之的是十个以地域划分的部落。而中国的先人往往生活在同姓同族同宗的几世同堂的大家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以亲情关系为主，亲属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造成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都受到氏族家族的深刻影响，包括中国的传统法律在内。法律不得不顾及这样一种家族体制，从而向亲情伦理靠拢。 　　农本经济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中，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生存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的集体耕作转变为小家庭式的劳作，从而使家庭开始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和国家统治下的基本单元。另外，传统耕作需要固定的人口和稳定的自然环境，所以人们多世代定居在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们安土重迁、群族而居的居住习惯和生活习性。直至现代社会，许多农村仍然保留了家族而居的居住方式，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在中国的农村社会中不计其数。 　　在完全靠“天”收成的古代社会，农耕皆以先人传下来的经验和对气候日积月累的观察为指导，因而先辈和长者在家族中居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并自然而然地形成长辈对晚辈的管制和训导。这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固根—与君权的完美镶嵌 　　正如先前所述，礼的规范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存在。先人出于对“天”、“神”、祖宗和神奇自然现象的膜拜，在祭天祈福中发展出了“礼”，这种“礼”出自先人普遍的内心信仰，具有一种精神威慑的力量和因俗而异的特性。所以在早期国家产生后，在不具备制定法律的条件下，统治者自发选择了“礼”作为治国的首辅工具。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均为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扩大，家亦是国的缩微。宗法血缘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高度结合。整个社会以血缘、政治二重原则相联结，构成典型的宗法国家。正是由于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模式，使得统治者将君权、父权置于被维护的首要位置，君权是被放大了的“家长权”。而历代统治者经过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最终选择了礼法结合之路。法带有外在强制性，礼规范于人心，这种从内外两方向对民众加以控制的统治方式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表现得相当完美。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律伦理化的实质是立法者立法思想上试图加强有组织的制裁，实行专制。 　　给养—与儒家的不解之缘 　　一提起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特性，就不能不提及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崇尚周时的礼乐秩序，在身处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局下，一心想通过“礼治”、“德治”恢复周时的大一统。将孔子的思想反映到法律上，即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后继之人孟子也赞成“无礼义，则天下乱”。两人都主张礼治天下，但是在诸侯纷争的时代，“礼治”主张并未得到重视。荀子在继承和发扬儒家“礼治”理念的同时，鉴于现实中儒学在政治领域“束手无策”的局面，破除成见地吸取了法家学说的某些成分，使礼与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彼时的儒学彰显出政治伦理的色彩。 　　中国传统法律真正与儒学开始有不解之缘是在汉朝。春秋战国与秦朝时期的儒学一直处在沉默地发展阶段，尤其是秦始皇在采用法家之后的“焚书坑儒”举措使儒学元气大伤。至汉武帝时期，儒学大师董仲舒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一方面将其改造发展成为系统的“三纲”之说。而此时的汉家，前有秦朝任用法家亡国之鉴，后有国力渐盛无为之道已不适应治国之需的境况，加之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学说适应了汉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一提出后，武帝便欣然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