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祖孙事 道不尽故乡情.docVIP

说不完祖孙事 道不尽故乡情 　　1992年秋，蝉噪虫鸣，暑意未退。尚是孩童的我随父母赶回漳州云霄。这次的旅途和以往不同，母亲神态焦虑、不安，父亲默默地望着窗外，不言一语…… 　　这一年，最疼爱我的外公离开了人世，带走了世人对他的敬仰和爱戴，带走了一个慈祥老人对晚辈们的关怀，但带不走他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带不走他独自抽烟的孤单无奈，最带不走的是他至死无法回到故乡台湾的悲哀。 　　长辈们说，外公走的那个晚上，家族里的孩子们都像受了惊吓似的躲在角落，唯独只有我，默默地陪大人们守在床前，仿佛在见证他的最后一程，甚至于握着他冰冷的手，感觉他渐渐消逝的体温…… 　　外公谈来发，道地的台湾“番仔”。他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高大健壮、慈祥憨厚、气字轩昂的老人。时常眯着双眼，叼着烟斗，偶尔扶一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一得闲便会教我做人的道理，抑或是缓缓地对我诉说着那些对我来说还听不懂的心事。就是这样一个从我刚满月就跋山涉水来看我，时时刻刻关心和挂念我，总是在默默思念我的人，就这样离开了我，回到那魂牵梦萦的故乡，回到那美丽的娜鲁湾…… 　　外公的老家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乌牛栏社，自幼家境贫寒。由于日据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与压制，上世纪30年代为了谋生，外公告别家人和几个同乡结伴来到大陆。那时的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天人之隔；此一去，终将遥遥无期。初到大陆的外公，寄居在厦门同安的台湾同乡家中，并与他们一块“赚吃”（闽南话，意指赚个吃饭钱），从事一些繁杂生计。此后，外公利用年轻时在基隆日本碳矿医院所学的医术，开始从事与医疗有关的工作，并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时值日本侵华时期，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公民”（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往来大陆须至厦门港口的日本使馆签证）的外公，亲眼见到日本侵略者对大陆同胞的迫害，愤恨的外公唯有运用他熟悉日语和作为台湾人、医生等多重身份的优势，为当地同胞们从中斡旋、暗中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49年，蒋介石当局退踞台湾，两岸隔绝，从此外公与故乡只能隔海相望。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和几位同乡们一起移居漳州云霄县，并住此成家立业，也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两岸隔绝的那些年，远在海峡对岸的亲人们无法获得外公的音讯，以为他早已离开人世，家人甚至供上了他的牌位。但他年迈的老母亲却每每在饭桌上摆好外公的碗筷，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以至于离世时，口中念着的还是外公的乳名，并交代晚辈一定要到大陆寻找外公，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90年，一封由日本转寄的信件，打破了谈氏家族的平静。这是一封来自台湾南投的寻亲信，字里行间详细地说明了他们要寻找的人，而那个人的名字叫谈来发，是我的外公。远在外地的母亲，立刻代表家族给对岸亲人回信，一年后，我们迎来了台湾岛内的亲人，他们从台湾到福州，一路南下奔赴云霄县。我至今无法忘记外公和他们相拥而泣的场景。亲人们说，我们都以为你去世了，家里都供上了你的牌位，阿妈临走前特意交代，你们的三哥在大陆……那是我印象中外公最开心的一天，和远道而来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事，每每讲到故乡，外公或是沉思，亦有时感叹。那天外公也最哀伤，作为孙辈的我知道，这些年他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盼望，埋藏了太久太久…… 　　外公的后半生是在漳州云霄度过的，他从最基础的医疗诊所做起，乐善好施，总是热心地为邻里诊病。上世纪50年代，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没有现金支付诊费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外公总是免费义诊。加之他早年接受日本医学教育和在厦门从医的经历，使得他的名声渐渐在当地传开，慕名而来的百姓也逐渐认可并接受这个外来的“番仔医生”，很多远道而来的乡亲们常用农货和粮食等来抵扣诊费，善良的外公知道百姓们生活不易，总是不忍心接受，如果实在盛情难却，也只收一部分，退一部分。他的善良、真诚、憨厚、认真、耐心和良好的医德，精湛的技艺，渐渐帮他树立了威信和名望，成为漳州云霄县中医院首任院长，亦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儿科、内科名医。 　　外公有许多医术精湛的传奇故事，如他制作的独家秘方药只有他所在的医院里才能买到；他开的处方是“豆芽菜”字体（处方文字为拉丁文），只有他的助手和专门的药剂师才能看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五六元钱还治不好的病，“番仔医生”只要五六毛钱就可以搞定；一般医生总是告诫病人要忌口、不能乱吃，而“番仔医生”则叫病人可吃剩下的稀饭，剩稀饭吃完病也就好了……真是“番人”有“番法”！听家中长辈说那时不少病患都用“土地公”来称呼外公。也因此，外公担任了多届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云霄县志中也记载了他在医疗界的事迹和贡献。作为孙儿的我为外公能赢得这样的口碑和威信而感到自豪。而外公乐善好施、为人宽容的言传身教则给晚辈的我们留下了很深印象。以至于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母亲总是一次次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