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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斡旋中东地区冲突绩效评估 　　摘要：阿盟在解决中东地区冲突中绝非只有失败，而是有着清晰且直接的贡献。相关资料表明，阿盟参与斡旋解决的中东地区冲突或危机因类型不同而绩效各异：在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区域”之内，阿盟的斡旋活动成功率较高。在中东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危机中，阿盟同样表现出色。在所有斡旋活动中，阿盟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派遣代表团或阿盟秘书长亲自参与的斡旋活动成功率较高。此外，数据还显示阿盟在多数中东国家的大规模内战中斡旋活动表现欠佳。这表明阿盟制度设计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制度框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主要包括应当明晰阿盟理事会、政治委员会和首脑会议的功能以及扩大秘书长的权力。 　　关键词：阿盟 中东地区 冲突 斡旋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63-70 　　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中，鼓励地区组织以和平方式“实现地区争端的解决。”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作为践行这一原则的地区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冲突解决和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冷战结束后，由于未能阻止中东地区爆发的战争（1990年海湾危机、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6年黎以战争、2011年利比亚内战和当前正在进行的叙利亚内战等），阿盟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中处境尴尬，甚至阿盟以斡旋、调解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制度功能也备受质疑。媒体和学界普遍认为，阿盟在解决地区冲突中的作用极为有限，由于未能成功预防或有效管理地区冲突，致使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较为失败，甚至有激进的观点断言阿盟是个失败的组织。 　　本文认为，在中东地区冲突解决和管理中，对于阿盟的绩效判定不能仅从事件结果和最终成败考察，而应该看到其制度架构及其机制程序的原则精神在解决问题上是否起到决定性或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拟使用相关战争数据库并结合收集的一手资料，聚焦阿盟参与解决的中东地区发生的国际战争、内战、边境冲突和政治危机等不同类型战争和危机的绩效，以期为理解和细化评估中东地区的制度框架和实际成效提供一个更为准确的研究基础；同时也为阿盟围绕内部改革以提高解决地区问题的效用提供有益借鉴。 　　一、阿盟参与解决中东地区冲突的文献综述 　　诸多学者认为，作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制度架构，阿盟充其量不过证明了其有着“丰富的、失败的地区合作经历”；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组织相比，阿盟在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中的政治军事合作效率最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比较了1948-1970年问的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阿盟三大地区政治组织的19次冲突管理绩效，得出结论：阿盟的加权成功值（依据冲突的复杂性和烈度）为263，远远落后于美洲国家组织（856）和非洲统一组织（418）；马克·扎切尔（Mark Zacher）考察了1946-1977年间全球发生的116次冲突，认为阿盟在中东地区冲突解决的成功率仅为12%，低于非洲统一组织（19%）和美洲国家组织（37%）；易卜拉欣·阿瓦德（IbrahimAwad）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1945.1981年间阿盟尝试解决的冲突共有77起，仅有6起获得成功，成功率不到8%。对于阿盟绩效欠佳的解释，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阿盟泛阿拉伯统一目标过于理想，不切实际，表现为阿盟成员国在组织筹建初期不愿将主权让渡给阿盟，致使人们所期待的超国家权力在《阿盟宪章》敲定后逐渐消失，阿盟也因此成为“追求泛阿拉伯统一力量和阿拉伯世界分离主义力量”之间妥协的产物。二是“全体一致原则”的表决方式“仅仅使其成员国达成所期待共识的最小公分母，”严重束缚了阿盟理事会的手脚。 　　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对于阿盟安全合作的研究，基本上也以“失败的阿盟”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他们在解释阿盟失败的原因方面与制度主义学者出现分歧。前者认为：一是阿盟内部的霸权国弱化了成员国对阿盟行为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在纳赛尔时代，埃及包揽了阿盟的所有事务，阿盟简直就是埃及对外政策的工具；二是阿拉伯世界一直存在的反霸权联盟和利益联盟严重弱化了阿盟的决策。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地区纷争的流变模式最具典型性，1946-1977年间的阿拉伯世界至少出现了9个不同特征的彼此对抗的集团，主要是地区战略对抗（如冷战对抗、不结盟运动）和世俗与君主政权纠纷（如哈希姆派与反哈希姆派之争）。这样的对抗或竞争成为阿盟难有作为的重要原因。 　　上述研究路径及其结论受到了迈克尔呗内特（Michael Bamette）和艾特尔·索林格（EtelSolingen）两位学者的挑战。尽管两位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阿盟失败论”，但他们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对阿盟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阿盟不是制度设计失败的结果，而像是“被故意设计为失败的”。他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