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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礼物 　　近些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经济参与无疑是国际舆论的热点论题之一。2009年，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专著《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经出版，就吸引了广泛关注。2011年，该书再版，并出版中文译本，很快又在中国掀起一阵“龙”旋风，媒体和学术刊物纷纷发表书评和访谈。中国在非洲做了什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同样充满了好奇和兴趣，特别是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 　　近30年的执着研究 　　黛博拉被称为国际上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研究领域的一线权威专家。她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早年在亚洲教书，曾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最初研究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黛博拉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当代问题的研究者，她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而是不遗余力地去亲眼见证、亲耳倾听和亲身体会。 　　1982年，黛博拉在美国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研究院之一——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她将论文方向确定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这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还少人问津。1983年，她踏上非洲大陆开始调研之旅。那一年，她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对中国援非的早期观察文章——《利成于益——中国援外新模式强调互利》。几年后，她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对西非的农业援助：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三个中国水稻项目的技术、经济和机构分析》。由于是冷门研究，黛博拉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仅售出几百本。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中非关系迅速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但质量和水平却千差万别，那些为赶潮而匆忙发表的成果中甚至存在着许多错讹之处，拼凑编造了关于中国援助的“数据库”。 　　相比之下，《龙的礼物》得到重视、好评和大量转引，首先是因为人们对黛博拉近30年执着研究的敬重。尤为突出的是，黛博拉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活动。她多次到访非洲，从中国长期援助的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资源丰富的国家（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战后重建的国家（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到治理较好的国家（毛里求斯和南非），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着重调研几十个中国援助和投资项目的案例。从中国到非洲，从美国到欧洲，她进行了数百次的采访，有中国和非洲的政府官员、使馆人员，有中国参与在非经济的一线工作人员和普通非洲民众，还有银行家和学者……黛博拉的调研成果对中国国内学者更侧重文献档案的研究方式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和启示。 　　从历史视角出发 　　当西方将中国称作“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时，黛博拉正在分析由她的国际助理研究员团队提供的有关中国援助的资料汇编。以此为基础，她在《龙的礼物》中用三个章节展现了中国对非洲援助和参与非洲发展的50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并不是非洲新的援助者，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非援助，这给予中国在非洲稳定的存在、信誉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并不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并没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对非洲进行“倾销”，也并非只是因为资源需求的上涨才回到非洲；尽管许多西方国家直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才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但当时中国加速进入非洲已经有十年之久，而这是建立在中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会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的数十年援助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从未离开非洲——她指出，应该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当前在非洲的显著崛起。 　　黛博拉十分了解西方国家的援助史：从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短期的）人类基本需求，再到转向结构调整，然后是治理与民主等，富裕国家有关援助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的信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在非洲，这些不断变化的处方并没有对消除贫困产生多大影响。 　　黛博拉认为，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直到现在，中国的援助仍然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外交政策框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计划主要依据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它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两种新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二是中国具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 　　打破思维定式 　　有关中国对非行动的众多错误信息和草率结论，通过媒体报道、特别是经由网络迅速传播，使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变成简单的习惯思维。而黛博拉尽力将那些虚构的传言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