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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限制 　　摘 要：强劲的社会需求使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对传统民事诉讼模式的必要补充。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路径之一，应当遵循必要的适用条件，以形成与行政执法权和传统私益诉讼等其他公共利益救济路径的衔接和配合。检察机关作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应当厘清作为诉讼参与者和法律监督者的权能界限，保障民事公益诉讼中程序公正的基本价值。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限制 　　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的诉讼形式。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拥有充分的法律手段和权威的主体地位，检察权天然地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因此，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思路已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并且在检察工作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实践。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具有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意义和制度空间，但其在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并不具有唯一性和优先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一、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框架和程序设计在诉讼资格问题上依然坚持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理论，即只有实体法意义上的当事人才能够启动和参与民事诉讼活动。近年来，一些现代性纠纷如环境污染、侵犯消费者权益、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呈现出影响不特定多数人权利品质的社会化特征，由此构成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基础。但公共利益主体和内容的开放性使得公共利益的救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模式中面临着现实的困境。 　　（一）私益方面 　　即使现代性纠纷呈现出高度的社会化特征，只要存在特定的利益受害人，即可以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框架内寻求救济。如就火车票退票费与铁路部门进行的诉讼，该案虽然因诉讼结果可能发展为公共利益而上升为公益诉讼，但从形式看来与传统的私益诉讼并无二致。笔者认为，左右这一程序选择的关键因素并非制度而是成本，即私益诉讼的外部性问题。案件的社会化程度使得该类诉讼的社会压力和技术难度增加了原告的诉讼成本，而该类案件的诉讼收益却更大程度上转变为??会价值或者被不特定多数人以“搭便车”的方式享有，诉讼原告在其私益层面收到的回报却是微小的乃至是象征性的。因此，从当事人私益的角度看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显然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认知。 　　（二）公益方面 　　对更具开放性的公共利益的救济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但由于案件的社会化特征，直接利害关系人所提起的私益诉讼未必能对受损的公共利益实现有效的覆盖，如在渤海漏油案件的诉讼中，涉案渔民的诉讼内容不能完全体现漏油事件对于相关海域环境的整体损害。而在没有直接的私益受害人的案件中，如对于湿地的损害案件，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的视野下，对于公共利益的救济请求更是被排除于当前的诉讼程序之外。此外，公共利益所体现的权利内容，已经突破了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拓展到宪法和其他部门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当前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诉的利益范围所无法涵盖的。 　　面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成为公共利益救济的路径选择之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宪法上的最高依据，其一般监督权可以成为其提起和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依据；［1］如果受损的公共利益内容突破了传统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就宪法或者其他部门法规定的权利内容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实质上也是保障国家基本法律的实施，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的一种方式，仅是保护公共利益的路径之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基于强劲的社会需求，通过这一更具程序意义的诉讼当事人角色解决了当前民事诉讼模式忽视公共利益保护的现实问题。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应当是对现有民事诉讼模式的补充而非替代，其中内含的国家干预的逻辑，也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契合。 　　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限制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进行明确的授权，并且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并不能推演出其优先于其他救济方式的必然逻辑。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遵循必要条件，以保障其制度功能和效率。 　　（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其他保护路径的衔接 　　在现行立法中，检察机关是刑事犯罪领域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在刑事犯罪领域之外，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次级代表，对公共利益直接代表者行使监督职能。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益诉讼，将突破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由相应管理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体制，造成权力体系的混乱。［2］因此，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应当与行政机关等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形成职能衔接，而不是越过直接代表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具体而言，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作为监督主体应当首先选择督促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者通过行政执法或者提起诉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