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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对反贪侦查工作影响及应对措施 　　十五年磨一剑，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而其中对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修改无疑会对反贪自侦工作的展开产生重大影响，使基层检察机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行使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反贪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利 　　新刑诉法对1996年刑诉法（以下简称96刑诉法）第33条做出了重大修改，96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新刑诉法修订后，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项修订毋庸置疑的使得辩护方的诉讼地位得到强化，对保障辩护方的诉权等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但是这项修订对检察机关而言，尤其是对基层检察院来说，对基层检察院反贪自侦部门来说，在指控犯罪、证据博弈、自侦案件办理等方面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积极应对。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不仅仅对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做出了修改，更赋予了律师实质性的权利。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提供法律帮助，还扩大到“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等。在新刑诉法修订前，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常常会受到会见内容、会见次数、会见时间的限制，自新刑诉法修订实施后，辩护律师的会见全得到空前解放。首先是会见时间前移（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新刑诉法第33条），其次是会见限制取消（不被监听——新刑诉法第37条）、会见程序更为简单（要求会见的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新刑诉法第37条）。 　　二、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带来的挑战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也对检察机关办案，尤其是反贪自侦部门的工作带来空前的挑战。 　　首先，由于辩护律师的可以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并且会见权得到空前解放，而原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在新刑诉法生效后，在没有检察机关监督的情况下，少数辩护律师极有可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证人进行串供、串证，导致通过侦查讯问获取的言词证据真实性、稳定性出现动摇，而处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转变时期，这一修订会使得基层检察院的证据收集难度大大增加。再次，此次刑诉法修订同时还更宽泛的赋予了辩护人阅卷的权利，也就是说辩护律师有权利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书证、物证等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案卷材料，这也就对反贪自侦部门收集的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极有可能被辩护律师抓住漏洞，使检察机关处于被动的地位；最后，新刑诉法法条规定了证明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举证责任在公诉方，辩护人不用再承担证明责任，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何种罪都成为公诉部门的责任，这更加要求检察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极强。 　　新刑诉法既已施行，人民检察院就必须带头施行，做到有法必依，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检察机关尤其是反贪自侦部门只有积极应对、提升自身能力才能既做到守法又做到不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 　　三、反贪自侦部门的应对措施 　　当前，反贪自侦部门一般都是采取“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也就是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出发，根据其供述来寻找证明其有罪的证据。这一侦查方式也是由于反贪自侦部门的性质使然，职务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的特点，多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案件本身对口供的以来程度就极大，物证、书证就相对的难以获得了。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不转变侦查方式的挡箭牌，“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本身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首先，这一侦查方式的出发点本身就是有违保障人权的原则的，新刑诉法第二条也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由供到证”的实质就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新刑诉法第49条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证己罪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其次，这种侦查方式极容易产生与事实不符的供述，因为当一个公民个体面对一个国家机关时，犯罪嫌疑人的力量是微弱的，法律追求的是正义而非被扭曲的案件结果以求案件数量；再次，“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极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情况，而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带头违法也是十分可笑的；最后，言词证据的效力一般是低于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如果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终会导致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