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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唐代宦官监军问题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相比于东汉和明代的宦官之祸，唐代宦官又以掌控兵权为标志。宦官对内掌握禁军，对外出任各藩镇的监军。自李辅国起，每一朝权势最强的宦官必然掌握禁军，发展到后来成为“权阉四贵”，就是两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史学界一向重视唐代中后期宦官在中央政局改变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比较少地关注到宦官在各个藩镇的监军情况，往往很多的“权阉四贵”成员具有在外出任监军使的经历，监军使在唐代中后期也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监军制度的形成：宦官监军早在东汉时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车骑将军冯绲上书请设监军。 “时天下饥馑, 弩藏虚尽。每出征伐, 常减公卿傣禄, 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 往往抵罪。绲性烈直, 不行贿赂, 惧为所中, 乃上疏曰: 执得容奸, 伯夷可疑;苟日无猜, 盗距可信。故乐羊陈功, 文侯亦以谤书。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当时主要是为防止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 与军权无关。 唐代起初袭隋制，以御史监军。《通典》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初期的监军，也仅是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常驻方镇“监视刑赏, 奏察违谬”而已，既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参与指挥军队。玄宗开元二十年后，才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 由宦官边令城监军。“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虽然当时宦官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还属于一种临时制度。天宝十一年，玄宗曾下诏曰:“诸军节度使等委任尤重,虽奉谋受律,去侧捷归,而甄赏叙勋,率多非实。……自今已后,朝要并监军中使子弟,一切不得将行。先在军者,亦即勒还”。从这道诏令中可以发现,由宦官出任监军在玄宗末期已渐渐普及,并且初具规模。德宗贞元十一年,“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李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王定远始”。监军置印代表着宦官监军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监军也由此制度化。 宦官监军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机构, 在朝称之为监军院或监军使院, 设有监军使和副使。监军使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地方藩帅互为统属, 互相制约, 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干人, 同时还拥有自己的亲卫兵。义成军节度使“李复病笃, 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遽封府库，入其麾下五百人于使牙。”宦官朱敬玫监军荆南,与节度使段彦谟不合,于是朱敬玫“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段彦谟欲杀朱敬玫,朱闻讯率忠勇军杀段。由于监军代表中央利益，因此经常会与节度使发生冲突，所以他们组建自己的亲卫兵也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 二．选择由宦官出任监军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宦官从性质上来说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宫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饮食、洒扫传达的侍应，他们“日夕侍天子，押则无威”，久而久之，容易与皇帝形成亲近关系，相比较与外朝的官员来说，皇帝从心理上倾向于信任宦官，认为他们更容易服从，听命于自己。宪宗曾贬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宪宗问李绛:“联出承璀何如?”李绛说:“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宪宗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联去之轻如一毛耳！”可见，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对于那些勋臣宿将来说易于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贬黜。而且宦官作为皇帝亲近之人，有时也的确为维护皇权出力，上元元年（760年），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迁居”。李辅国戎服领兵而来，被高力士喝止，李辅国上前斩杀了高力士的一个侍从。李隆基和一干随从都十分惊吓，只有高力士毫不畏惧，对挡道的士兵大声喊道：“太上皇问将士们好，还不赶快放下兵器，高呼万岁！”兵士们被高力士的凛然正气所震慑，纷纷刀剑入鞘，跳下马来，向玄宗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还不赶快给太上皇牵马护驾！”李辅国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玄宗护送到西内太极宫。 其次，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在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对皇权的渴望和威胁远不及外朝的官员们来的小，在皇帝与藩镇节度使的权衡中更倾向于维护皇权，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较容易被地方藩镇势力所吸纳。虽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势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但他们并没有却而代之，所立的始终是李氏子孙。夏侯孜在《唐语林·补遗》中说:“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孙，它确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续，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势力左右皇位继承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皇权传承的稳定。而如果是朝臣权力过大就有威胁皇权，取而代之的可能。对于唐朝皇室来说，太宗朝的争储，武后时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要提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