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前急救法律规制研究[毕业论文].docVIP

院前急救法律规制研究 关键词院前急救；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院前急救领域问题频发，给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南航急救事件”（下文称“南航事件”）和“温州山寨１２０事件”（下文称“温州事件”）经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事件中，在各种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救援时间不断被耽误，救援过程险象环生，患者的生命健康被抛诸脑后。分析发现，现有法律制度不健全是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拟从法律价值、法律关系、法律责任和行政监管等方面对院前急救的法律规制进行简要分析。 １回顾及问题：“南航急救事件”和“温州山寨１２０事件” “南航急救事件”（下文称“南航事件”）和“温州山寨１２０事件”（下文称“温州事件”）充分暴露出目前我国院前急救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急救过程中存在许多不正当利益考虑，没有体现以保障患者合法权益为核心的根本宗旨，给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１．１事件回顾 １．１．１南航事件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日，张先生乘南航航班飞往北京，途中突发严重疾病。飞机抵达北京后，机场救护人员最先抵达现场，救护人员与机组人员就谁来转移张先生上救护车的问题发生争执，耽误救援时间。机场救护车把张先生送到首都机场医院，医院认为张先生需要转院，但是机场的救护车不能驶入市区。机场医院拨打９９９，请９９９急救中心派车运送。９９９救护车的工作人员以协和医院、朝阳医院等距离较近的医院挂不上号为由，把患者直接送到了位于清河的９９９急救中心。在９９９急救中心诊疗后，张先生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最后，张先生在朋友的帮助下，转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终得以痊愈［１］。１．１．２温州事件２０１３年６月３日凌晨，温州患者黄某家属林女士致电１２０急救中心，要求派车将黄某转至杭州某医院，而抵达医院的车辆是温州华侨骨伤科医院的自备车辆，该车由医院承包给该院职工郑某和驾驶员胡某。承包人仿冒浙江省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车辆标识，承接转送病人的业务，其转运信息通过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取得，并给予其相应的提成。事后，温州市卫生局对急救中心和医院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２］。 １．２问题反思：急救机制存在缺陷 上述两个典型事件折射出目前我国院前急救机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院前急救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错位。首先，院前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从“南航事件”中可以看出，院前急救主体众多，机场医院和“９９９急救中心”（还有“１２０急救中心”）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互相之间非但没有配合衔接机制，反而存在利益竞争关系，使得院前急救机构更多考虑经济利益，而非患者的生命健康［３］。其次，救护车与急救中心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或利益捆绑。在我国，急救中心也配备医疗队伍，而急救车隶属于急救中心管理，救护车执意舍近求远的例子，说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救护车与急救中心之间的利益捆绑关系很难斩断。第二，院前急救各主体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在患者病情紧急时，院前急救是与时间赛跑，救援时间越短，患者的生命健康就越有保障。在急救过程中，如果救援人员因为担心承担过多的法律责任，就会畏手畏脚，延缓救援时间，危及生命安全。“南航事件”中，救援人员与机组人员谁也不敢主动转移患者，在舱门前争执了大约５０ｍｉｎ，实则是害怕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机场医院的救护车拒绝转运患者，实则是担心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这种担忧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对于急救过程中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明确。第三，院前急救领域的行政监管措施不到位。院前急救关涉重大公共利益，政府行政监管的角色不能缺位。从“温州事件”可以看出，救护车的管理制度无法落实的直接原因是医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没能良好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尤其是缺少日常的监督检查机制。 ２原因：法律制度不完善 ２０１４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下文称《办法》），部分省市也颁布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通过上述文件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院前急救的法律制度依然不完善。 ２．１现有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院前急救的法律规范大致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明确了院前急救的公益属性，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二是建立了以急救中心为核心的院前急救体系，明确了行政主管部门、急救中心（站）、医护人员和医院四方主体及其法律关系；三是对急救中心及其医护人员设定了行政许可制度，并针对部分违法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四是对急救电话和救护车的使用设置了管理规范；五是赋予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管理职责，实施行政管理。 ２．２现有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位阶较低，目前院前急救领域的法律规范主要由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组成，法律位阶较低。根据《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许可权和处罚权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也不能超出上位法的范围限制相对人权利或增加其义务，不能满足院前急救管理的需要。第二，未能突出保障生命健康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