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对“疯癫”的认知与嘉约翰贡献的文献综述_世界史论文.docVIP

现阶段对“疯癫”的认知与嘉约翰贡献的文献综述_世界史论文 世界史论文 晚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对“疯癫”概念发生转变并认可疯人医院体系功用的关键时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其实疯狂本身不变,变的是人对它的认识。”[1]29本文将对中国第一间疯人医院——广州惠爱疯人医院创办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现代精神病学和医疗体系对疯人的认识,揭示“疯人病”这一新观念和疯人医院系统进入中国社会时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目前学界普遍地认为,这间医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但对疯人医院的创办过程并不清楚,①[2]437-440本文利用美国长老会档案和疯人医院报告等第一手资料,理清部分史实,为这一段历史增添具体的一笔。 一 对“疯癫”的认知与是否建疯人医院的争论 精神病至今仍是医学界一个难解之谜。19世纪美国传教士嘉约翰②[1]在广州从事医疗教育活动,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常会遇到疯人的病症。他同情疯人的境遇,为了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简单地看管或投入监狱,从没对疯人做出满意的安排;更为普遍的存在事实是将疯人用锁链囚禁,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里,或是牲口棚中;疯人得不到什么关心和照顾,很少能听到温暖的话语,更不用说卫生条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根本就无望治愈的病症只有少数几种手段来处理,常被送回乡下老家,那里的宗族势力有权决定此人是生还是死。在贫困人家,疯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他们经常遭到粗暴的对待和缺少照顾。[3] 在中国古代,据《黄帝内经·宪枢》卷五之《颠狂》所述,癫狂的表现是失眠,食欲不振、夸大妄想、自尊心强,且吵闹不休,甚至“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中国医生普遍把疯癫的许多形式理解为机体性失调,他们用于解释“癫”和“狂”的语言与解释其他疾病没有什么区别。[4]在人类整个疾病史中,精神病的治疗是最残酷的一章,直到19世纪,许多国家还不了解精神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谈不上精神病护理,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遭受残酷的禁锁。因此,对癫狂的判断与处置往往都是出于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5]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疯病的看法,解剖学家揭示了循环系统及协调四肢脊髓与皮质间活动的神经网络,并开始探讨神经系统在控制感觉与运动中的作用。关于疯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过程,疯人不再是一个动物,或被剥夺了全部人类的残存特性,相反,他具有人的本性。尽管疯人缺乏自制和秩序的观念,但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缺乏的本质也许经过恢复后,个人仍能成为理性的公民发挥作用。”[6]18世纪、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东部沿海地区学校、济贫院和疯人院的数量激增,以解决疯癫病人的问题。疯人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疯人进行隔离,保护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大治愈的希望。部分改革者提出了精神治疗的新方法,应用药物和禁闭管制成为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强调精神治疗和仁慈、理性、人道的方法。[7]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精神病理论、疯人医院收治病人的疗效和中国疯人的特殊处境,嘉约翰深信中国有建立疯人院的必要。目前见到的关于嘉约翰建疯人院的最早呼吁,是1872年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嘉约翰提到这批无助疯人的生存状况,呼吁教会注意并拯救这一群体。[8]17 然而当时来华的西医传教士还普遍流行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癫狂患者,没有必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建疯人庇护所”。如着名的英国传教医生魏雒林曾说过,他在中国“8年行医经历只遇到了2位疯病人”,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恬淡的个性和有节制的习惯,使中国人得此病症的人数不多。”[9]所以,没有必要在中国建立疯人庇护所。 嘉约翰不同意外国医生关于“中国没有疯人的论断”,他辩解中国的疯人问题没有凸现出来是因为,第一,他们大部分被铁链锁捆在家中;第二,他们很容易自杀;第三,被亲属虐待,他们的寿命通常很短;第四,他们被任意的放逐。癫狂病人总是试图自杀,博济医院一位病人几次用他的腰带悬梁自尽,都被嘉约翰医生及时用刀砍断绳索救下。[8]17 1881年嘉约翰在《西医新报》第1期上发表《论医癫狂症》一文,他呼吁中国人应当关注这一问题,“凡人怪异之病殊多,为最酷烈难治者莫如癫狂之症,有缓有急,或初起而操刀杀人,或病后而妄言谵语,或哭或笑,其状难以尽述”。他介绍美国设立疯人医院的情况,说“美国较大的省份设有专门的癫狂医院数间,小的省份也会设立一间疯人医院(这并不包括各个城市根据不同资助情况设立的疯人医院),还有医生自己设馆专医此症。英、俄、法等国都有各自的体系,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