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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公司巴黎梦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航业获得较快发展。1933年10月24日，由中国政府交通部控股的中国航空公司成功开通了上海至广州间的定期邮运航班，连接两座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都会，为日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中航公司与美英法多国协商，准备开辟第一条国际航线，最终选择了法国，航线计划从中国经越南河内到达巴黎。 　　交通部的妥协 　　谈判由中国政府交通部与法国航空公司协商，具体内容，因为涉及到保密以及防范日本，并没有公开。为了防止日本以“最惠国”条件进行威胁，中国政府拒绝给予法国航空公司在中国境内与中国航空公司对航的权利。从上海至广州（昆明）再至河内的航线，实际上由中国航空公司执行。 　　一直到1935年11月，中国最大的日报之一上海《申报》才开始跟踪报道中法航线的筹备。 　　1935年11月12日，《申报》报道：“中法航空联运，明年一月开始。”并称，“中法双方已经正式签订联运合同，交通部特许中国航空公司筹办中法航线。”11月16日，《申报》南京专电：“此中法航线试航机为道格拉斯道尔煜号，试航最先由上海出发，直飞广州再至河内，预定的试航期为三个月，试航后再经三个月转为正式通航”。“道尔煜”号，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人对美国道格拉斯“海豚”（Dolphin）式水上飞机的音译。这种水上飞机配两台普惠R-985星形气冷发动机，每台功率450马力（合336千瓦）。至1935年10月，中国航空公司有两架“海豚”，用于上海-广州航线，其中编号21的为“广东”号，编号22的为“福建”号。“海豚”性能非常不错，马力强劲，外形优美。美中不足的是，机翼采用的是胶合板，外敷蒙皮，上面的铆钉遇水即松。中航飞行员陈文宽先生曾回忆，每次水面降落后，他的副驾驶总要在机翼上转悠，看见松的铆钉就用鞋跟跺回去。 　　1936年2月14日，像法国人的浪漫一般，中国航空公司选择在情人节这日进行通航试飞。《申报》次日报道：“中航公司派道格拉斯飞机昨飞粤备用，自广州至河内约四时三刻可用……”一切看来都十分顺利。只要飞到广州（或者是昆明）再转飞河内，中国境内的飞行任务便可完成，乘客再于河内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可以直飞巴黎。2月24日，筹备了一年之久的中法航线，开始首航。 　　此时，两广地方势力以及把持下的西南航空公司却提出了异议，并直接施以行动。1936年3月28日，《申报》报道：“西南民航公司，争办中越航线，中航机在粤被阻。中国航空公司福建号机由上海到广州，载中外邮件一批，拟由广州作第二次飞越南，因天气不佳，暂泊于广州机场，广州当局据报，以中法航线由西南民航公司承办在先，遂于3月28日派人赴广州机场，将福建号制止飞行，并通知中航公司驻粤办事处，以后中航机只准行驶广州上海线，不得再延长航线飞往法属河内”。 　　中法航线在首次试飞后不久，即被两广当局阻止。这里面的原因无非是两广当局与南京政府的政治纠葛。1934年5月1日，两广当局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广州至龙州、南宁及琼州的航线，还计划从南宁开辟直飞河内的航线，与法国航空公司的西贡（今胡志明市）至马赛线进行联运。中国航空公司因为有国民政府交通部的股份（中方控股55%，美方控股45%），所以捷足先登。中航为中外合资企业，云集广东的“革命元老”一直斥之为“丧权辱国”，加之中法航线直接与西南航空公司抢生意，让两广当局十分不爽。这实际是当时中国政治分裂、山头林立的真实写照。 　　形势还在恶化。1936年5月，粤系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名，起兵讨伐蒋介石主持下的南京政府，酿成“两广事变”。7月初，经南京策动，黄光锐等率领粤军70余架飞机北上投蒋。陈济棠大势已去，不久宣布下野。此间，经过勾兑，交通部向西南航空公司妥协，允许它替代中国航空公司，开辟广州至河内航线。1936年7月10日，西南航空公司开办了广州至河内的航班，1937年4月还开辟了广州-广州湾-河内的航线，称广河南线，以前广州-龙州-河内的航线则改称广河西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这两条航线被迫停航。 　　开辟血脉 　　经过第一次失败，南京方面却并没有放弃开辟中法航线的愿望。当1937年中日大战拉开帷幕之时，中法航线的提议又放到中法双方的谈判桌上。经历了参战或解散的激烈争执后，中国政府撤换了血气方刚的中航总经理林伟成，由黄宝贤接任。 　　1937年底，中国航空公司撤往后方重镇武汉，1938年在重庆重新开门办公。这两年，中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政府四处求援，作为农业国，想要与工业化的日本打下去，没有外援不行，而有了外援，不能运输，更要命。此间，中国政府希望利用经法属安南（今越南）的滇越铁路，转运部分外援物资。然而谈判并不顺利。法国害怕得罪日本，禁止中国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用物资。中国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