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思想论争》有感.docVIP

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思想论争》有感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是罗志田老师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从国学到史学：清季民初中国学术的传承与更新”（最初名为“近代中国考据史学从怀疑到同情的转变”）的外篇，规模已达到足以单独出书，便离内篇（应是《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而独立。本书从思想史角度深入考察了19-20世纪之交，在西学冲击下，围绕“国学”展开的一系列争论与思辩。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利益怎样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起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充满歧异而使人困惑的讨论虽然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反映出时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投射入且表述出20世纪前期许多中国士人的共同期望，即中国的整体”复兴”。下面本人将自己的一些浅见略作说明。 　　一、罗志田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 　　从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来看，这本书为了说明“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引用了众多材料。罗先生认为“今日治学他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且“多赖海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及赠送各种资料”，在广度上“索要资料的范围紧则两岸，远及欧美”，这充分体现了罗先生对史料的搜集的重视，我们不仅要重视本国的史料，更要注意吸收海外的史料。 　　从罗先生的语言及论证方法来看，一般读者初看会觉得文字实在太过晦涩萦绕，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经常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正如作者所推崇的陈寅恪先生之学术文章在人看来未免太多“牵缠反复”（钱穆先生的评价）的意味。陈寅恪先生说“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更觉通畅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或可达到‘随人观玩’之效用”。确实作者对陈氏的写作方式是有所借鉴，“虽不像陈先生那样以排比史料占主要篇幅，然因涉及的面相对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对于那些认为罗先生引证繁琐的学人，我表示不赞同，我认为这正是罗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也是让当事人自己多说话，这才是我们治史学者同人应该好好学习的，这也是我们治史学的新精神即“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 　　罗先生在自序中提到的“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我认为这应该是罗先生治学问的一大特点，前提到署名最恨多情写了一篇《歧异的历史及歧异的历史写作—评罗志田〈国家与学术〉》，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仅谈谈自己对此特性的一些理解。通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在书中无处不体现“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第一，是作者对历史的微观之处的重视，通过对一些既存研究不重视的细微之处，作者据此对前人得出一种更完备的解析，或不甚相同的解析。第二，作者以此特性为由不赞同简单划分派别的方法。虽然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如“庚子后朝野的政治对立虽日益尖锐，在一些学术和文化的问题上，民间不同派别的士人之间观念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尤其是中外冲突这一压倒性因素存在之时，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在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较近的派别在学术上有相当对立”。因此，在我们以后的研究中，切忌用那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两分法”和“和稀泥”的方式来处理历史问题。 　　二、在读本书时发现的与罗先生待商榷的问题 　　1.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由于重学轻术（力）这一传统，但是又面临着胜败之分在力的这一实际，需要术（力），于是凡是术（力）都力图使之上升到学这一层面。如黄节：‘呜呼，天之开明此民也，不在腕力而在汽力，不在兵战而在脑战’。腕力与汽力都体现出对力的重视，特别后者是与‘艺学’相关的‘实业’所产生的力，后面一句，对脑战的重视，似乎提示着更强调物质后面的文质力量。”我认为出现这一原因虽然跟重学轻术的传统有关，也更与当时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