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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骞我所经历东海共同开发谈判 　　中日在东海油气共同开发问题上谈判了十数载，一度面临一些难得的机遇，但最终又归于失败。中方谈判代表、原中海油公司副总经理陈秉骞披露当年的谈判细节，或能对当前的钓鱼岛僵局有一定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海油积极与日本石油界接触，尝试走通“共同开发”这条路。1987年，陈秉骞接手东海共同开发问题，与日方谈判。由于日本政界的反对，直到他2000年退休，谈判持续13年始终没有成功。 　　3月13日上午，在陈秉骞住处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本刊记者与其长聊近3个小时。时隔多年，陈秉骞对那段历史依旧不能忘怀。当某些无奈、不堪的过往再次清晰起来，这个76岁的老人会愤愤捏紧拳头，轻捶桌面。 　　和日本人打了多年的交道，陈秉骞认识到，“共同开发”是与虎谋皮，不可能实现。他说他看清了日本人，“日本的国策是对外扩张，无论鹰派、鸽派，只有策略的不同，并无战略的区别”。 　　缘起 　　“炳骞，共同开发的问题，你去招架吧！” 　　1987年一天中午，我和钟一鸣一起吃饭，他忽然对我说。 　　下午两点，国家计委要召开会议，探讨中日东海共同开发，相关部门也参加，中海油是发言主力。 　　但我对“共同开发”几乎一无所知。1985年，国务委员康世恩责成中海油，就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问题，与日方谈判。钟一鸣接任总经理后，我是他的副手，分管的是人事和政工。这两年来，和日方谈了些什么、具体谈到什么程度，我并不知情。 　　吃完了饭，距会议开始剩下不到两个小时。我去找总地质师龚再升，听他简单介绍了钓鱼岛海域的地质情况，就匆匆参会去了。 　　从那以后，在外交部指导下，我正式接手与对日的谈判，其间断断续续，直到我2000年退休，持续了13年，这是我起初没有想到的。 　　达成共识 　　钓鱼岛争议海域面积大约十多万平方公里，牵扯到中日在东海上的两大分歧。 　　一是东海的划界原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我国的权益海域应该以冲绳海槽为界，但日本却主张平分大陆架，在东海划分“中间线”，以此为界。我国政界和学界???来不承认中间线。 　　二是钓鱼岛归属问题，从地理和历史来看，钓鱼岛及其列屿是台湾岛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干预，钓鱼岛并未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归还我国，实际被日本占领。这样，在这个海域就划出了两条“中间线”，两条线之间，便形成了上述的争议海域。 　　这块海域中的“钓北凹陷”，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含有丰富的石油。到我接手时，日本已经将这块区域的勘探开发权授予了日本石油资源株式会社（下称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株式会社（下称帝国石油）两家公司。但由于中国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方也不敢单方面进行作业。 　　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都具有官方背景，它们的背后是日本石油开发公团（下称石油公团）。石油公团是一个半官方机构，相当于准石油部，石油公团社长和田敏信曾经说过，石油公团相当于“交通警察”，日本石油公司要想开发石油，都要得到它的批准。石油公团的背后，则是日本通产省。 　　我们在外交部指导下，以中海油的名义与日本石油界接触，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有进展，可以转入正式的外交谈判，如果没有进展，那么它仅限在石油界，无妨大局。通过与日本石油界的接触，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 　　石油资源和帝国石油是我们的谈判对手。日方的谈判小组组成员多来自石油资源，帝国石油每次会派一名代表参加。但实际决定谈判的是准官方的日本石油公团，中山劝理事是谈判中的灵魂人物。 　　1987年的一天，石油资源社长德永久次来访，在中海油总经理办公室里，钟一鸣向德永介绍我，此后由我接手对日谈判，德永向我们介绍了他随行的中山劝。 　　自此我们就互相了解了。钟一鸣和德永是谈判的最高领导，但实际负责却是我和中山。凡是钟一鸣和德永在场，我们很少谈及公事。那天介绍完之后，我和钟一鸣就陪德永吃螃蟹去了。德永是一个忠厚的长者，爱吃中国的螃蟹，每年的秋天都会来中国。每次我们作陪，无所不谈，从日本的樱花到中国风土人情。 　　我们这边具体工作是由我和曹云石负责，他当时是条法部经理，再加上几个人，组成一个谈判小组。曹云石负责方案的制定，和日方进行具体技术条款的磋商，我一般不参加这样的讨论。我负责原则的把关，及方案最后的审定。 　　从一开始，我们的原则就没有变过。第一，共同开发的区域只能在钓鱼岛争议海域；二，这块海域中方和日方权益各占50%。 　　日本政界一直希望能在钓鱼岛争议海域北部中间线两侧进行共同开发，因为这在政治上对日本十分有利，近乎于默认“中间线”的存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日方谈判小组后来也没有积极推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不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