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生在特殊年代“语文情结”.docVIP

萌生在特殊年代“语文情结” 　　常在学生的作文里看到赞美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多梦的时节”“如花的岁月”，每当此时，羡慕之余，也总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的学生时代。 　　作为1960年出生的人，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度过的。那是一个思想狂热的年代，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一个教育凋零的年代。课堂内，少得可怜的文化知识总是伴随着充满政治色彩的语录和口号令似懂非懂的我们感到索然寡味；课堂外，狂热的“破四旧”的浪潮，把包括经典在内的文化遗产通通当作“毒草”荡涤殆尽。无数像我一样的孩子，精神世界面临着可怕的荒芜。然而，就是在这样贫乏的学习生活中，在屈指可数的几门文化课中，我却对语文学习发生了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都希望我报考医学院校，子承父业，我却自作主张选择了师范院校中文系，现在想来也正源于萌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文情结。 　　记得那是1969年，还上小学的我随父母落实“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下放到通河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我在那个镇的中心校上学。教语文课的是一位姓朱的回乡青年，有一天，他领着我们把《为人民服务》背了几遍后，也许是看出我们有些百无聊赖的情绪，便说：“今天课先到这儿，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吧。”我们立刻高兴地拍起手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先讲了“刻舟求剑”，又讲了“塞翁失马”，这些今天的学生都可以随口道来的寓言，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那样新奇有趣。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时，和父母讲起了白天课堂上的新鲜事，邻家一位姓张的叔叔当时也在场，他原是哈市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随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一起下放的，听了我的讲述，他默默起身进屋拿出一本书递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本封面设计古色古香的《中国古代成语故事选》，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这是我上小学以来除小人书外读到的第一本语文课外书。书中或富含哲理或趣味横生的故事令我废寝忘食，也燃起我找书读的热情。尽管是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一书难求，但我仍然想尽办法从父母的同事那里借来了几本在当时极为稀罕的小说，记得其中有一本还是没有封面的《烈火金刚》。山村经常停电，我常常是趴在炕头上借着烛光读到深夜。那几本书成了我文学阅读的启蒙之作。 　　1972年随父母回城后不久，我上了中学。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虽然文化禁锢的形势稍有松动，但读“文革”前出版的书籍还近乎奢求，尤其是文学作品。记得一位同学就因偷看了一本叫《多浪河边》的小说并讲给别人听，被工宣队定性为“看黄色小说”而不许入团。书店里有售的《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等数量极少，几乎转眼告罄，更何况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买许多书。我得感谢我的母亲。那时学校因为校舍紧张，实行的是“二部上课制”，每天只上半天课，她为了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放学后跑到街上胡混或偷跑到江边游泳，便利用关系从医院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悄悄借来一些旧书给我。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日子。七十回本的《水浒》，让传说中的梁山好汉成为我熟悉的朋友；一套《西游记》让记忆里降妖故事的片断成为完整的经典；《林海雪原》为我把样板戏中的杨子荣还原成生活中的英雄；《暴风骤雨》使我对故乡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有了形象化的了解。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拿回来的居然是一本没头没尾的书，看完也不知是什么小说，只知道是写闯王起义的故事，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那是姚雪垠的《李自成》。 　　中学的时光是短暂的，但却在我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路上两位影响我一生的语文老师。 　　一位叫施禹尧，是个个子高大的男老师，因为参过军，所以走路时总是挺直腰板，步伐矫健。但一站在讲台上讲起课来却是书卷气十足。他本来不教我们班，因为我们的老师休假他才给我们代了一段时间课。他一走进教室，同学们便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的母亲过去是个大人物，家门显赫，至于怎样显赫则谁也说不清。一直到80年代报纸上连载了他写母亲的小说，我们才知道他的母亲原来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而当时我们即使知道施剑翘的名字也不会清楚是谁。但他朗读课文时极富磁性的声音，和黑板上一手漂亮的隶书，当时却的确折服了我们。那时教材的内容很单调枯燥，他曾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拿到课堂上读给我们听。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位语文教师的责任心和语文素养的魅力。他后来调到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我当了教师后参加教研活动见到他，他依旧用那极富磁性的声音嘱咐我，你们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太少，当了老师要挤时间多看些书，不读书是当不好语文老师的。这些话我至今还牢记着，今天能够在教学上取得一点成绩，和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另一位就是我的班主任吴淑珍老师。她从教师岗位上退休时，已经是获得“特级教师”“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的名师了。那时的她，刚步入中年，圆圆的面庞上总挂着慈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