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发展.docVIP

“中国经济学”发展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 　　三次大讨论 　　第一次始于6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以及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 　　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樊纲对“苏联范式”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为代表，是学者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弃旧迎新，构建适合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 　　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程恩富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大量文献。这次大讨论是为解决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益提高之际，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的问题。这次讨论是学者们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现实下，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对“中国经济学”中“中国”的解读，包含三种含义，代表了国人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厚期待。 　　一是地缘政治概念。“中国”若是地域概念，可把“中国经济学”理解为本土经济学。 　　二是历史时代概念。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以此可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时代，即“中国时代”的经济学。在“中国时代”有两个引人瞩目的事件：中国内部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三是文化范式概念。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同时，中国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家。如果“中国”是一个文化范式，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将逐渐加深：“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既强调特殊性，又要上升到普遍性；“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将中国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 　　为什么要发展“中国经济学”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美国。经济中心的转移，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转移。经济学学术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在学术强国主导下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形式上不断变化，但终究是维护这些强国利益的工具。 　　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这对中国十分有利。但是，中国崛起也会冲击旧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欧美发达国家的地位受到挑战。欧美主导的主流经济理论必然要发起对旧秩序的保护。因此，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十分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迁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作出系统研究，但又形成于制度环境的基础之上。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上述四个方面，并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20世纪之后，学术中心转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人们越来越侧重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的研究。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做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危机。凯恩斯革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离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建立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的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解决“人—人”关系的“工具性”理论。利益集团能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