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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作意识中尼采思想影响 　　内容摘要：鲁迅，曾被认为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语），这个评价或许并不全面，却是道出了尼采对于鲁迅的创作意识曾经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事实。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尼采的学说。在日本的七年（1902——1909）是鲁迅从一个维新派的拥护者转变成进化论者的转折期，尼采的学说作为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一个分支，对于鲁迅的创作意识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此谈些看法。 　　关键词：鲁迅 尼采思想 创作意识 　　鲁迅，曾被认为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语），这个评价或许并不全面，却是道出了尼采对于鲁迅的创作意识曾经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事实。 　　1900年尼采逝世时，二十岁的鲁迅正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了尼采的学说。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在日本的七年（1902——1909）是鲁迅从一个维新派的拥护者转变成进化论者的转折期，尼采的学说作为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一个分支，对于鲁迅的创作意识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日后鲁迅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思想转化的重要推手。 　　鲁迅创作意识中的尼采思想影响首先是立人观。鲁迅在《自序》中叙述自己走向文学道路的动因时说，有一回在画片上看到一个被认为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侦探的中国人，捆绑着正欲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周围赏鉴的一样是强壮体格、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自序》）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致力于中国富强的改革，但重点是放在了铁路、机器、轮舟、开矿和邮政等实业上面，同时也开始译介西方的科技书籍，然而这些努力依旧未能改变中国仍然落后的局面。此时的鲁迅认为中国要富强其根本在立人，立人当先改变人的精神。“立人”曾是鲁迅创作意识中的基石，它源自于尼采的超人学说。丹麦学者勃兰兑斯这样评价尼采：“使尼采之为尼采的，首先不是什么‘改进人类’，而是怎样改进。”（勃兰兑斯《尼采》）在尼采看来，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人仅仅是一些浸透着基督教毒汁、形体虚弱、心灵分裂、目光呆滞、生活在今生却瞩望着来世的生物，他们是大工业状况下的畸形的生物，这样的生物理应被超越。尼采认为完美的人便是超人，超人就是要发展个性、超越自己。 　　鲁迅在弘文时期就已在苦思如何拯救麻木不仁的中国大众的问题，他曾和许寿裳讨论过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鲁迅早期的文章，一再提到尼采的名字，并翻译了代表尼采超人哲学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鲁迅说：“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坟·文化偏至论》）他进而认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创作意识中的超人思想，不仅是鲁迅当时用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用以指导人生的世界观，想以此来拯救中华民族，改造中华民族。“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序》）鲁迅表示出这样的担心，即如果不从精神上根本改变麻木不仁的国人的思想，中国人将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热风·随感录四十一》）而“多有不自满的人的民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 　　鲁迅创作意识中的尼采思想影响其次是破旧说。鲁迅对于传统中国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不遗余力，其决绝和尼采公开宣布“上帝死了”的态度是颇为一致的。尼采的前辈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尽管有深邃的思想，但都未能对上帝做出过明确的否定。康德虽然承认神和灵魂不朽以及自由意志之类的传统概念都是无法证实的，却又主张为了使实践道德活动具有最高的指导原则，还必须假定它们的存在。黑格尔学说中的绝对观念实际上就是上帝的代称。在康德之前的大科学家牛顿在他的科学理论中则把上帝视作最原始的推力。固然这些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对上帝有着他们各自的理解和解释，不过尼采公然提出“上帝死了”这一口号不能不使思想界受到极大的震动，基于这一思想，尼采认为有必要对一切价值作出重新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