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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巨变前夜付费三种可能 　　几年前刚刚大学毕业时，记者还没有从事媒体行业，是一个地道的原创音乐爱好者，也曾拿着一堆水平参差不齐的词曲作品找各种唱片公司投稿，只不过，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石沉大海。 　　2013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当记者采访太合麦田CEO詹华、有意无意提起这件事时，詹华却笑着用“幸运”一词来定义记者这段经历。“幸运”二字的意思很好理解，近几年，互联网产业在高速发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中国唱片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正一步步走进寒冬。唱片业“冬眠” 　　数字音乐时代刚刚到来的那几年，宋柯曾对太合麦田的未来充满信心。“彩铃市场的异军突起当时给我们带来一些幻觉。”宋柯说。 　　遗憾的是。彩铃并未能拯救唱片业。尽管与之相关的市场在2011年的产值就超过了350亿。尽管这已经是各大唱片公司目前靠音乐版权能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来源。原因是复杂的，比如电信运营商在分成范围规则制定上的强势，比如SP和CP复杂的利益之争，比如唱片业本身的行业凝聚力和话语权、定价权不足等等。 　　按照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的说法，现在唱片产业加起来有6亿左右的产值，在音乐产业的分成比例仅为2%左右。 　　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向记者表示：“行业不景气，也让唱片公司不愿再投入到音乐作品本身的生产线，而是把重心偏移到相对更有利润的演艺经纪领域。唱片公司做出了转型，这种转型简单说就是一种放弃，同行之间开始戏称自己为“保姆公司”，主要业务是服务签约明星，从演唱会和广告赚取收入。” 　　当然，华纳、环球。索尼等一些较大的国际唱片公司每年依然能从中国移动、百度、腾讯以及各互联网音乐运营商身上获得部分版税。理论上说这些唱片公司现在活得挺好、业务平稳，但是代价是惨重的，为了降低成本维持运营，它们把推广新艺人、新专辑制作这些部分逐渐割裂——太合麦田便开始了自己的休养生息，甚至和李宇春、阿朵、沙宝亮等艺人也不再续约。詹华直言，如果投入收不回钱，大家肯定没有动力做。 　　问题还在于，数百万首歌曲总量对应数亿的音乐版权收入，分到词曲作者身上的平均获益远远不够。这导致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音乐创作群体更加萎缩。无限星空音乐集团CEO唐月明向记者透露，张靓颖的《画心》这首歌累计创造的产值可能过千万，但词作者陈少琪的获益仅有几万。 　　知名音乐人小柯也告诉记者：“如果对比欧美水平，其创作的作品获得的版权收入约等于零。以《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为例，除了最初作为音乐制作人一次性获得的相应费用，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机构支付的版权费用。缺乏有效的商业链条，词曲著作权在国内真正能为音乐人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即便是已经成功的音乐人，单靠创作也无法维持生存，更不用寄希望于更多新的人才会涌入这个行业。” 　　据记者了解，内地音乐作品的词曲版权有很多是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组织集中管理，但这些集体组织具备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与著作权人存在利益冲突。比如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负责收取KTV相关版权费用，但执行效果并不可观，音乐作品的作词、作曲、演唱者等也被边缘化，无法从中获得应得的报酬。 　　种种原因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后果是，整个唱片行业的能力已经急剧退化。混乱的音乐产业环境让我们得以用最低的成本来享受数百年各种音乐文化的丰富积累，但这些资源终将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创新机制催生新的优秀原创音乐，最终的受害者是消费者。 　　面对愈发艰难的内地音乐生存和发展环境，近年来，以唱片公司为代表的音乐产业界开始联合强力呼吁我国《著作权法》增加关于录音制作者的播放权和表演权。因而，虽然去年3月《著作权法》的修改草案公布时部分条例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其中新增加的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播放卡又的条例，还是被音乐界视作为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王炬告诉记者，之前唱片业获酬的权利包括复制、发行、出租和信息刚络传播四项，但不包括广播权。如果该法例通过实行，那么从此以后，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播出机构在播放权利人的作品时，必须付费。王炬丧示，这将对唱片业收益产生直接的影响——要知道，国际上唱片业收人有1/3来自广播权。不过，此次修订的具体结果仍然需要耐心等待。《著作权法》是直接由国家版权局负责，去年10月完成第三次修订意见后已经上交国务院法制局，但法制局还没开始处理，最快也得大半年时间才能再提交给人大审议。 　　上下游两相难 　　记者了解到，对于音乐产品而言，与著作权们关的广播权主要针对的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复制权主要针对的是实体唱片，表演权主要针对的是商业场所的音乐作品使用情况，对于网络上数字音乐下载和在线播放而言，主要涉及的则是网络信息传播权。 　　事实上，在数字音乐领域，我们已经看到无力支付版权费用的违法中小音乐网站陆续关闭，但是，音乐